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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岁月丨兴安往事

2023年05月26日 14:35:15 来源:平阳县融媒体中心

  本网讯(作者 彭来文 编辑 王秀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地建设需要大量木材,国内木材市场持续出现营销比例失调现象。为此,国家决定:以铁道兵部队为主力,采用大会战的方式,修建樟岭至古莲段铁道线,解决木材运输问题;启动铁路沿线十八站林业局等五个森工企业的投资计划,采取边建设边生产的模式,尽快解决各条战线的木材供需问题。

  随着建设、生产的不断展开,劳力资源匮乏问题日益突出,有关方面就把目标瞄准了上海和浙江的知青。这也为有志参加北疆建设的青年创造了支边机遇。我也由此踏上支边之路,与大兴安岭结下了终身之缘。

  1971年1月10日,鳌江、水头、腾蛟等地197名知青来到“岭积千秋雪,花飞六月霜”的大兴安岭,加入铁路大会战行列。铁道兵3006部队以“代培”形式将我们编为民兵3连(后改为21连)。我们成为了民兵战士。连队里凡带“长”的领导,都由现役军人担任(现役军人班长们只带了我们一个多月就撤回部队了)。民兵按军事化管理: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

  在部队近四年时间,我们见识了铁道兵“铁锤砸开千重岭,钢钎凿透万重山”的英雄气概,体验了“吃水用麻袋,开门用脚踹,男女分不开,五六月吃干菜”的生活,品尝了高寒地区、原始森林里筑路基、修铁路的滋味。

  “煤气”中毒

  1971年3月初,兴安还非常寒冷,夜间气温在零下20至30摄氏度,睡觉要烧火取暖。

  当时,我们住的是帐篷。一顶帐篷一隔两半,分成两个独立的房间,每个房间住一个班。我们七班共13个人,住在东头约36平米的屋里,睡的是用小杆搭起来的L型通铺。铺下是地火龙。两名烧炉工专门负责为全排两个帐篷烧火供暖。

  一天夜里,由于白天干活很累,大家睡眠很深。凌晨3时许,屋里漆黑一片,我听见好几名战友发出“哼哼”声。当时我以为他们是白天累着了,也没在意。我准备起床时,发现自己浑身发软,连翻身都困难。我勉强起身下地,打开手电筒照了照睡铺。电光里可见屋里有烟。我使劲吸了吸鼻子,闻到一股不大的烟味。因为屋里冒点烟也是经常有的,所以我没有察觉问题。我披上棉大衣,戴上棉帽,套上棉鞋,走到门前推了好几下门也没推开,最后手脚并用才打开了门。出门时我特意不关门,放了会儿烟。回屋后,我感到很疲惫,也没检查哪里冒烟,就关门睡觉了。

  清晨,起床的哨响了。排长发现七班没人出来集合,就进屋查看,只见大家躺在铺上呻吟着。他又发现“火龙头”的炉圈被推在了一边,便判断我们是“煤气”中毒,连忙连薅带拽地把我们弄出门外。有3个人怎么也起不了炕,战友们便把他们抬到了别的班,又找来连队卫生员救治。

  按理说睡在靠炉口第一床位的我应该是中毒最深的,但因为凌晨出了趟门外,结果症状最轻。在屋外呆了一阵子,我进屋查看了一遍,发现炉口还剩下一段冒着青烟的柴火,长约20厘米,直径约18厘米。这肯定是烧炉工怕炉子灭了,又不想常添火,就往炉眼里塞了一根长长的梢头木,不料把屋里的炉圈捅开了。结果,柴火烧成火炭后产生的一氧化碳顺着炉眼透进了屋里。这种气体无色无味,但毒性极大,会致命。“煤气”中毒,排长的判断是正确的。

  下午,身体恢复过来的战友们陆续回到班里。他们有的一声不吭,有的唉声叹气,有的骂骂咧咧。我也越想越怕,如果不是自己起夜,开了一会儿门,后果不堪设想。我虽然无意中救了大家,但身为班长的我对事故的发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我已经觉察到屋里有烟,却没检查一下“火龙头”,太大意了!我很自责,可惜天下没有后悔药,只能吃一堑长一智了。

  遭遇“炮击”

  我们的工地离营房大约1.5千米,上下班要沿着一条宽4米的简易公路走。公路离山坡上的铁路路基约50米。

  1971年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们按四(女排)、三、二、一排的顺序,由连排长带着回营房。天色濛濛,下着细细的清雪,四周很安静,只有“沙沙”的脚步声。我们走了大约1千米时,身后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破声。我扭头望去,只见约60米的左后上方山坡上,碎石、土块似一张网,夹着破空声向我们罩下来。此时,大部分人都惊呆了,四排的女生们发出尖叫声。来不及反应,大家只能抬头望天,躲闪着从天而降的爆破物。不一会儿,公路上到处是碎石、土块。我们吓得脸色发白,或呆若木鸡,或骂声连天。我所在的二排处在“炮击”中心地带,最危险。当时,我们穿着棉衣棉裤,戴着棉帽,起了保护作用,只要护住脑袋就没有生命危险了。八班的周朝叩是个炮手,平时负责爆破。为了保护随身带的雷管、炸药,他被砸伤了脚背,落下了伤残。其他人都无大碍。

  周朝叩被送到团部医院治疗。他受到了表彰。后来,铁道兵3006部队团部为他记了三等功。

  这次放炮是违章作业,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没有看见路障,也没看见公路上有执勤人员,但最后也没查到放炮的人,事情不了了之。不过,这次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也为大家积累了躲炮的经验。

  连队领操

  翌年十月,我们民兵连结束修建铁路任务后,被调到铁道兵505部队碧水纤维板厂。两个月后,我与白洪明等11名战友被调到安装队。安装队是个技术连队,设有三个排:一排是现役军人;二排由各民兵连抽调的骨干组成;三排三个女子班,一个男班。我任二排副排长。排长叫李国高,30多岁,是个现役军官。他身体不太好,常常出外看病,出外时就把排里的工作交给我打理。

  1973年5月的一天,王连长找我谈话,说下周轮到二排值班,排长出外看病了,让我顶班领操。当时我就懵了——一排都是现役军人、解放军战士,我这个“土八路”怎么能给他们领操?王连长看出我的顾虑,笑着给我打气:“排长不在,自然要你这个排副顶上。不要想太多,到时我会坐阵支持你的。”

  领操的前一天,我把口令、步伐等温习了多遍,牢记在心。由于从来没有指挥过全连出操,我心里既激动又有点发怵。

  星期一,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到了6时,我吹响了出早操的哨声。全连集合时,一排的军人们脸上露出了惊讶甚至不屑的表情,有的还故意放慢动作,显得很不服气。看到王连长在一边站着,我顿时有了底气。我学过唱歌,嗓音洪亮,喊的口令又规范,没一会儿就获得了战士们的信任和好感。一排的不愧是军人,喊起口号声音整齐、响亮,同时也带动了民兵战士,使早操圆满结束。这得到连首长的赞扬。下操后,我的心还是扑通扑通地乱跳,有紧张、激动,更多的是兴奋和喜悦。

  1974年8月中旬,板厂接到军部命令,民兵连队全部归还地方。我们完成了在部队的使命,结束了军旅生活。几年时间里,我虽吃了不少苦,但也收获满满:我入了党,学到了机械知识,学会了土建识图,为以后的人生打下良好的基础。

  从下地方以后,我一直在大兴安岭林管局下属的十八站林业局工作。我干过很多岗位,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能返回家乡,连同在部队的4年,我在外面一干就是42年。直到2012年退休后,我才携家人回到家乡鳌江。

网络编辑:谢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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