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少文 编辑 王秀华

　　1975年，27岁的我还未成家。自1966年离开平阳，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通用机械厂整整工作了十个年头。1975年，自治区组织新疆对口支援西藏阿里地区建设，热血沸腾的我报名了。按技术工人条件遴选，我们厂有三人获批，另两人是倪敬信、霍永贤。

　　这批援藏人员有32名。因阿里地区属边境，临出发前，我们要前往乌鲁木齐市炉院街的西藏阿里办事处办理边防证。在这里，我们领到了皮大衣、大头鞋、皮帽等装备，并集中学习民族政策。

　　从乌鲁木齐到阿里，要先到南疆叶城——路程1500多公里，汽车要跑一个星期。公路路况差，遇到“搓板路”，人的肠胃都能被颠得翻过来。汽车经过托克逊、吐鲁番、库尔勒、阿克苏和巴楚三岔口。巴楚三岔口属兵团农三师范围，当年上海市、温州市知青就是被分到此处。这里连喝的水都是苦的，我很庆幸自己当年没有被分到农三师。之后，汽车经过喀什、阿图什等地，终于到达新疆西南边城叶城。

　　叶城因叶尔羌河得名，号称“昆仑第一城”,是新藏公路线的起点。叶城也设有西藏阿里办事处。凡前往阿里的人和车都在这里进行登记报备，安排路上食宿。休息几天后，我们又开始长途跋涉，这回不走平地了，而是高原行。首先上的是库地达坂，海拔3000多米；其次是麻扎达坂，海拔4000多米。到了这里，个别人开始有反应了。他们脸色发白发青，嘴唇发紫，指甲塌陷，不过车上配有医生和氧气袋，很快处理了。我倒无事，我在水里能憋气两分钟，肺活量大。当天在兵站住下后，我还能与驻地战士打打篮球。汽车依旧每天翻爬，挨到界山达坂时，海拔已经有5000多米，有五名同志受不了，完全依靠氧气袋维持。到达驻地三十里营房时，在1962年中印反击战时建立的野战医院里，医生给做了诊断，让五位同志下山。

　　我们终于到达西藏阿里地区驻地狮泉河镇。狮泉河是地区行政文化中心，所有党政机构都在此地。它只是一条不到百米、用砂石铺就的街道。街道两旁用石头堆砌的房屋与新疆建筑有些相似。有些房子是用土坯砌就的，墙体宽厚，大概是为了防寒。虽然粮站、礼堂、商店、公交、公安、军分区、海关等部门均分布在这条街上，但这里冷冷清清。我们住在招待所里。招待所只有两名厨师，一名服务员，商店里也只有一名营业员，只是所有商品到了这里都不加运费——中华香烟五毛八、牡丹五毛、大前门四毛二，茅台酒七元一瓶。最便宜的是牛和羊，一头牛60元，一只羊7元；宰好去了皮毛的牛45元一头，宰好的羊5元一只。不久，我和油运司机吕俊庭被分到门土煤矿。

　　在阿里地区，终年被冰雪覆盖的冈底斯山主峰冈仁波齐峰直矗云霄，人们称之为“神山”。每年有不少印度信徒前来烧香朝拜。山脚下建有庙宇，附近还有天然温泉。就在这“神山”山脚下，坐落着世界上最高的煤矿——门土煤矿。它的第一个平巷洞口高度是海拔5105米。门土煤矿是上世纪70年代初发现的。我们去时，经过勘探、设计和施工，正待投产。它产有优质焦煤，是阿里地区重要的动力资源。

　　阿里高原地处边境前沿，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接壤，有解放军常年守卫。门土煤矿党委书记李锦同志亲自来接。我们在吉普车上聊了一路。他告诫我们要提高警惕，说我们将在矿里当民兵，参加军事训练，并说将配发半自动步枪、50发战备子弹。枪对我而言并不陌生。我在原单位就是个民兵，参加过兰州军区1970年著名的“708”军事演习，打靶获“优秀”称号。

　　对于我们的到来，矿上开了欢迎茶话会。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建人员，有医生、厨师、技术员。基地像四合院，从大门进入后，可以看到一排排有序的房屋。四周是用土干打垒的高大围墙，墙上设有射击孔。这里还建有岗哨亭，设有大操场，食堂、医院、商店、礼堂样样俱全。职工大约有五六百人，除援建人员外，几乎都是藏族人。我们被安排在上海、四川来的厨师的宿舍里，每天有人生火供暖、做饭烧菜。

　　大家喜欢我，因我的琴声给他们带来了快乐。矿上组织宣传队，我毛遂自荐，专门负责宣传的李贵明同志喜上眉梢。他提供煤矿生活素材。我们合作创作了歌舞、表演唱、独唱、小歌剧、三句半、快板、器乐小合奏、诗朗诵等节目，同时协助排练。结合我的舞台经验，我们搞出了一套相当不错的节目，煤矿开业典礼那天受到了职工、领导的一致好评。地区领导当场指示，让宣传队到地区及农牧区进行巡回演出。后来，军分区领导也要求我们为退伍战士和入伍新兵办专场演出。后来临时创作排练的一些军人节目也受到了好评。

　　次年，煤矿正式投产开工，我们从基地来到矿上。作为技师，我的任务是维修设备、带学徒。设备很简陋，一台C620车床、一台小台钻、一台牛头刨、一台小砂轮机。矿上实行三班倒，有维修任务时，我得随叫随到，即便是一些简单易加工的零件，我都认真干好。因设备损坏，我也下过矿井。矿井里琉璜味很重，又黑又潮湿。矿井里环境很差，不方便操作，通常我会要求把设备搬到地面来修理。我有三个学徒，两女一男，藏族。他们会讲汉话，但文化基础太差。对于他们的培养，我很是下了一番功夫——手把手一个个教，一句句反复讲，就跟教一年级学生一样，今天教的东西明天仍得练习，真可谓和尚念经，不厌其烦。我给他们练习的基本都是一些废件。好在当时加工件不多，又无时间约束。我用了很长时间才让他们学会使用游标卡尺、内径表等。他们学会操作后，工作都抢着干，我只要在一旁看着点就行了。我带学徒两年，临走前把自己所带的刀具、夹具、技术类书籍全留给了他们。

　　高原生活枯燥无味，同志们的精神生活也很匮乏，加之高山气候变化无常，风雨雪霜时常侵袭，几乎每一位援藏同志都被折磨得吃不香、睡不好。矿领导还是很关心我们的，除了发高山补贴、营养品，还置办了小型放映机。我们可以在屋内的墙上放电影，只是放来放去就那十几部影片。领导也会发些扑克、象棋、跳棋等，供我们打发时间。让我至今难忘的一件事是：一名从喀什来的26岁青年李伟，头晚还和我们一起打扑克，第二天竟然意外离去。这么年轻的生命，真是让人惋惜。

　　两年后，我回到新疆。国家给了我半年时间，带薪休息。我总觉身体不如从前。回厂后，领导对我多方照顾，安排我在汽车队工作。后来，我进了车队管理层，获得了“经济师”称号。我支边一辈子，最后在新疆退休，其中援藏的两年，使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