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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蒙难记

2023年03月20日 10:34:45 来源:平阳县融媒体中心

  本网讯(作者 林伟荣 编辑 王秀华)1970年,我16岁,刚上完小学五年级便停课了。当时,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感召下,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去城关镇报名,到附近农村插队落户。我被分配到练川公社柳垟大队。农民说自己的地本来就不够种,城里人来跟他们抢饭吃,拒绝接收。因此我的户粮关系一直挂在镇里,在镇里领的粮油票。1970年10月上旬,大兴安岭林场来招工,我立即报名。这批城关镇知青同去的有49人,男40人,女9人。

  大兴安岭位于祖国的北部边陲,覆盖着广袤的原始森林,是我国重要林业基地之一。当地环境恶劣,年平均气温零下4摄氏度,极端气温在零下50摄氏度以下,素有“高寒禁区”之称。

  10月23日,我们告别故乡,到金华乘七天七夜的绿皮火车,于30日下午到达塔河区樟岭林场。刚下火车,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一股凛冽的寒风迎面扑来。当时的气温在零下30多摄氏度,我们身穿厚实的棉衣棉裤,还显得很单薄,感到透骨冷洌。我们城关来的知青被分到四连,住到前几天老工人刚搭好的几个帐篷里,睡在大通铺上。每个帐篷宽6米,长12米。床底和过道上都是树桩,中间放只剖开的大油桶,油桶里燃烧着柈子,用来取暖。安顿好,吃过晚饭,伴随着微弱的灯光,闻着烧柈子发出的松木清香,我很快进入了梦乡。从此,我在大兴安岭十年的苦乐年华开启了。

  刚去樟岭,平阳知青全部被编入四连。一开始,我和董定申、程捷、陈日野(原来都是半山庵茶场知青)一起,在贮木场修建小铁路,每天早上出操,天天读,晚汇报。小铁路筑好后,将原始森林采伐下来的原木切割成4米、6米、8米、10米长规格的木材,再装上火车,送往全国各地。两个月后到年底,我和金玉庆、林宣龙等10人被选送到机械连学技术,其余人被编入一连、二连、女子连,后来都被调到盘古六连,或去了大庆油田。刚到机械连时,我当助手,一年后通过考试,成为拖拉机司机。我开的是东方红履带拖拉机,和林宣龙一起,冬季跟东北刘仁兴师傅到森林拉木材,夏天到塔河永安种蔬菜、土豆。我努力工作,虚心学习,因为表现突出,第二年入了团。

  1973年10月,林宣龙去北京当兵了。我开始学习驾驶汽车。师傅张纯益是矾山人,是位贴心的好师傅。我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心学好技术。1974年7月24日,因那几天我的车子大修,临时作为高国栋师傅的跟班。上午10时左右,高师傅让我开车去加油。加油站有两个油罐,一个汽油,一个柴油,每个油罐可储油40吨。在离油罐不到3米的地方,有一条30多米长,3米多宽,0.5米深的水沟。水面上漂浮着管子加油时泄漏出来的混合油。车子加油要从沟里通过再到达油罐下面,车子排气管的高度刚好接触到油面,极易引发火灾。那时,林区的防患意识极差。管油工和连队领导多次反映,直至事发前的一个小时,我连侯荣禄指导员(后任塔河区林业局局长)也刚汇报过,但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当我把车开进沟里,在油罐车下面停车,准备加油时,只听“轰”的一声响,车子的排气管“放炮”了,沟里的混合油被点着了。顿时,车子周围燃起熊熊大火。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把车开离现场,但几次点火都不能发动车子。火苗已窜进驾驶室,我的右脸已被烧伤,再不逃离,将葬身火海,于是选择了跳车。此时,火借风势已向油罐蔓延。管油工和材料员被火烧伤也退出了火场。当时我虽然惊慌,但脑子很清醒,知道大火若不及时扑灭,油罐一旦爆炸,周围几百米范围内的邮局、商店、居民住宅区、部队营房等建筑物将夷为平地,所有人员将无一幸免。于是我边跑边喊,去几百米外的机械连求救。侯荣禄指导员闻声马上带领20多人赶来,路过林场招待所时“抢”了20多条棉被,赶到现场后,将其浸水作为灭火工具。我眼见柴油罐棚架已着火,便不顾生命危险拿了一条湿棉被,爬上棚架将火扑灭。此时,离柴油罐6米的汽油罐已被大火包围,被点燃的汽油像一条火龙,从罐口喷射而出(事后了解,汽油罐储油两吨)。附近的职工、铁路工人、部队指战员纷纷赶到火场,拿着各种灭火工具投入战斗。经过半个小时的奋战,大火被扑灭,避免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然而,火场周围30多平米范围内的树木全部被烤焦,汽油罐已被烧变形,卡车只剩下一付车架,唯一幸存的是存有40吨油的柴油罐。险情排除了,我这才感觉右脸疼痛,全身像散架一样。不知是否是紧张的缘故,我的手脚竟有些发抖。工友们陪我去医院,对烧伤部位进行了包扎。

  出事的第二天,我在全连职工会上作了深刻的检讨。而后,机械连研究决定,给予司机高国栋记过处分,给予我警告处分。8月6日,经连里批准,我回家探亲,顺带养伤。

  探亲回来后,区机交科下达文件,以我操作不当引发火灾并在大火时临危怯逃,并以我平时工作表现不好、对此次事故认识差为由,将我从机械连除名。这对20岁出头的我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我知道,自己是被当成替罪羊了。一度沉沦之后,我考虑再三,决定上诉。当时,侯荣禄指导员和同室的两位上海知青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他们给我请了一位中学老师,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帮我写了一份申诉材料,再由我自己用复写纸复制。从此,我开始了艰难的上诉之路。从连队到樟岭有7公里,从樟岭到塔河有117公里,我利用空闲时间先步行7公里到樟岭,再坐晚上11时许的火车第二天凌晨到塔河……我几次去找林业局长,不是被喝斥就是被推出门外。他们指责我不服从管理,是闹事。我欲哭无泪。

  苦于来回奔波且申诉无果,我只得向上级投诉。1975年5月3日,我将申诉材料分别投寄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知青办,还有浙江省委、浙江省知青办,但都如石沉大海。我没气馁,4个月后,再次投诉到上述部门。此事也牵动几千里之外的父母亲的心。我父母亲也投书到两地省委和知青办。父亲还不顾年迈,万里迢迢奔赴大兴安岭。

  也许是时势所至。当时,全国范围内迫害知青的事件已引起高层关注。我的投诉也开始引起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1975年10月中旬,事情有了转机。塔河区牵头组成联合调查组,深入基层进行调查。他们还原火灾过程后,推翻了强加于我的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决定,认定樟岭林场失火,有关领导负主要责任(此后受到相应处分);司机高国栋行政记大过处分;助手林伟荣失火后脸部负伤,还能积极抢救国家财产,但由于年纪轻、经验不足,未将车开出火场,造成国家财产损失,给予警告处分,恢复机械连成员身份,继续从事驾驶汽车的工作。

  上述调查处理结果被收录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政协档案局的知青回忆录中。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情我已渐渐淡忘,但1974年7月24日的火灾却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网络编辑:谢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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