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 平阳网  ->  频道中心  ->  文化文学 -> 列表

我的兵团生活始末

2022年11月25日 11:01:22 来源:平阳县融媒体中心

  王传林 编辑 王秀华

  我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8年多,从21岁至29岁。我将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塞外荒漠。

  1969年4月,我县开始动员“老三届”毕业生支边支农。我家兄妹四人都是平中学生,是支边下乡对象。我响应号召,最早写了“支边”决心书,在县有线广播站播出。县广播站记者来我家采访,让我与父母在县政协宿舍的中堂屋檐下合影。

  最初,我是想去北大荒的。在“三八棉织厂”当工人的母亲支持我,说:“东北的黑土地肥沃得很。”我向往黑龙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喜欢俄语,“文革”中仍在自学。北大荒离苏联很近,俄语有用武之地。

  5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来我县招兵。九连柯副连长在县人民大会堂说:“兵团是毛主席亲自批准成立的;兵团不是移民农场,是屯垦戍边,隶属于北京军区;兵团的生产生活是军队化管理;那里的哈蜜瓜特别甜,小米饭特别香……”我被“忽悠”了,只觉得建设兵团是准部队,又正规又荣耀,就去报了名。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柯副连长4月份刚在北京招过兵,恰好去过我未来岳父母家乡。婚后我听爱人说:“这位柯副连长当时还说,兵团优先招干部子女,‘黑五类’想去还不收呢!”

  1969年6月15日,天刚蒙蒙亮,我们81名新战士乘长途汽车从家门口的广场出发。母亲挤在送行的人群中,朝车里喊了声:“阿林,走好!”我的鼻子有点酸,50多年了,那声音仍在我耳边回荡。6月19日,我们全体知青在内蒙古临河站下了火车。我负责押运行李,比别人晚一天到连队。敞蓬大卡车装着行李一直往西开,过了杭锦后旗后越来越荒凉。地上没路了,汽车只能在沙包间穿行。经过团部后,再往西南行了十来公里,我看见了路边的土豆秧——快到连队了,几排白色的平房就坐落在沙丘间的一片空地上。

  我被分在九连一排一班,班长是包头人,姓田。他说,你们这批浙江人真行,昨天一到就闹开了,说是被骗来了。我说,柯副连长所介绍的与我们所见的完全不同。新兵们情绪低落。连部要求老兵做思想工作。班长安慰道:“你们来了就有房子住,我们来时住窝棚。这房子还是我们脱坯盖的。”班长此时还不敢说这里春秋两季经常刮大风,飞沙走石遮天蔽日,几十米外不辨牛羊。

  真正令我沮丧的不是自然环境,因为我有思想有准备。在家时,我舅就劝过我,别去内蒙,那里是沙漠,很苦的。那时没有工资,开始每月只有6元零花钱,次年每月增加1元,如此连续4年后才取消供给制,改为月工资30元。我们的痛苦还因为土壤盐碱化。四团小麦亩产普遍只有35至50公斤,玉米75公斤,不少地方连种子都收不回,亩产200来公斤的算是高产试验田了。我当年的日记本上写着:“1971年,连党支部计划人均产粮6010斤。”实际上,顶多只有计划的30%,连自产自足的目标都未能实现。有人饿得到食堂偷窝窝头,有人得了“癔病”……我们的劳作不算太累,与东北我哥他们比差远了。管理我们的现役军人着急复员转业,基本放任自流。我们干多少算多少,干多干少一个样,没有劳动定额,打饭都是按人头给饭菜。我们每天在外时间不超过8小时,包括路上时间和田间休息,一刮风就提前收工。一天,四团张副政委来到我们一班,就劳动定额、奖勤罚懒问题征求大家意见。我说每个月只有七八元,还怎么罚?不让吃饭吗?劳动定额试行了一段时间,毫无效果。问题在于干得快的人,多给他们的几元奖金也是买了糖果分给大家。

  我在连队务农5年,干过各种农活,如锄禾间苗、挑沙、挖渠清渠、浇水、清马厩送肥、收割庄稼、脱坯盖房、盖猪圈等。我脱的坯有棱有角,可以直接烧成砖,在野外用来盖七八米高的烟囱,即使风吹雨淋也能六七年不倒。我在连队没请过一天病假,每次探亲都及时归队,老实本分。

  在连队里,我每天学习《毛主席语录》,背诵《老三篇》。当时基本没有什么文化娱乐生活,中外古今文学名著被列为“封资修”禁书,打扑克、下棋也是不被允许的。让我们的日子有点盼头的是每半个月左右有一场露天电影,不过当时放来放去就那么几部电影,如《地道战》《地雷战》和革命样榜戏。这些电影我翻来覆去地看,都能背下来了。一次,放映的是南斯拉夫电影《桥》。大家看了一遍还不过瘾,硬不让放映员走,要求再放一遍。放映员被逼无奈,只好说“下不为例”。

  除了出工,我们还每天出操、开班会,天天读,时不时搞野外拉练,还有学大寨、批林批孔,每年开展评五好战士等活动。我们忙忙碌碌,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一点点流逝。我喜欢读书,在工余时间和田间休息时学俄语。我还让家里人把中学数理化课本寄来。探亲时路过北京,我还买了些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1973年,连队以班为单位推荐战士上大学。全连选5人参加团里的文化课考试,其中有我。我的考试成绩全团第二名,却没上成大学。我填报的志愿是沈阳医药学院,我忘了自己是红绿色盲,体检肯定通不过,不过在体检之前我就被淘汰了,因为有人诬告我拉票。

  那年张铁生虽然成了“白卷英雄”,但是战士们学习文化课的积极性还是起来了。连里成立了好几个兴趣小组,其中有俄语小组。北京师大女附中几个女生曾学过俄语,请我去辅导,地点就在旧食堂小屋,但是没学几次就停了。我劝她们想办法学英语——尼克松访华,学英语前程远大。

  1974年夏,连长推荐我上团部中学代课,当语文老师。从田间来到校园,我深知自己难以胜任初三语文教学,便抓紧时间边学边教。代课这段时间的积累为我后来高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5年5月至10月,现役军人大批复员,去往内地。现役军人走后,建设兵团并入内蒙古农垦系统,各团改为农场,连队变为分场。在校教书期间,我认识了我未来的妻子。我们俩才共事了一年。她于1975年夏就“困退”回河北保定满城县了。在校时我和她只是同事。记得她走时,我送了她一本笔记本,上面写“赵老师留念”。没料到两个月后,她给我来信,问我对于个人问题有何打算。我说你都走了,我又走不了,说也没用。她说可以把我调出来。

  1977年夏,我离开了内蒙,在满城县中学代课,后调到该县的辛章中学教俄语。粉碎“四人帮”后,高考恢复。我于1978年以高分考上南开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两个月后,我的俄语老师劝我们改专业,因为中苏关系又恶化了。于是,全班转到该校经济系苏联经济专业。毕业分配时,河北社科院和河北外贸局两个单位由我先挑,我选择了社科院。我岳母大为不满,说我为什么不做外贸。1991年底,我留苏回国后,我的苏联导师多次来信,希望我从事中俄贸易。我心动了,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资本论》研究。

网络编辑:张超霞

我的兵团生活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