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达 编辑 王秀华

　　1950年,叶文贵出生于原平阳县金乡区金乡镇银匠世家。少年时，他父亲在上海开银铺，后在上海自行车三厂工作，家境优越。1969年，19岁的叶文贵和我们一起，在黑龙江七台河市一个只有50户人家的山村插队。

　　我与文贵是“四友”。一是学友。我和他从幼儿园至初中毕业都是同学。他从小就不拘一格，顽皮、独特。古历七月三十说是地藏王生日，金乡有插地香的风俗。初中一年级那天晚自修前，文贵在学校广场上插满了香烛。全校师生惊叹不已，校长认为他搞迷信活动，给他记大过一次、留级一年的处分，所以他比我低了一年级。二是盟友。上世纪60年代，温州一带的青少年有结拜“盟兄弟”的习俗。我们盟兄九人中，与文贵同龄的有七人，属虎，其中，赴七台河的有六人。三是拳友。我与文贵同年习武，师从百岁拳师王魁存及张仁许老师，属南拳金乡刚柔拳派的四十二“豹师兄弟”。四是同在七台河插队落户的知青，算是“战友”。

　　插队前，文贵在金乡已是略有名气的电器修理师傅了，各种电器包括晶体管收音机等，他都能修，收入可观。当时，他并不想去黑龙江。我们一起去七台河时，他没有随同。之后，他作为符合条件且非去支边不可的知青，被混编在桦南知青的名册中，转到七台河东方红公社龙湖五队。

　　1966年至1969年，我们有学木匠的、学中医的、做生意的。文贵只专心地装配和调试无线电晶体管收音机，学习修理电动机、变压器。当时，金乡仅有一个小型火力发电厂，18时至20时供老百姓(每户一灯)照明。修理电器设备时离不开电，所以他养成了夜间工作、早上不起的习惯。插队的知青中，最缺的就是电工了，有了他真是如虎添翼。因为“夜猫子”的习惯，他难以适应大家的作息时间，所以花了20元，买了一间仅25平方米的独立的茅草屋。草屋长5米、宽5米，中间有一面墙，将草屋分成两小间，里间是小火炕，外边有灶房，墙壁和顶棚都糊上了两层旧报纸。草屋虽小，却相当暖和。文贵在草屋的小炕上“设宴”，和五六位哥们在煤油灯下兴高采烈地吃喝了一顿。

　　阿文(袁法文)和文贵是金乡第八巷的邻居。文贵到五队后，便与阿文到七台河市里逛了三天。他俩在市生产资料公司得知，当时所有物资都是按计划调拨，而温州特产,如虾干、茶叶等，对七台河来说就是稀缺物资。他俩把随身带去的茶叶交到生资公司检测，得到的回复是：该茶叶属三级旗枪，每公斤18至24元，而家乡的茶业每公斤不到2元。于是，阿文戴上狗皮帽，装扮成东北生资采购员，文贵以温州知青身份到七台河市各知青点挨个收购茶叶。当年，为了防止孩子们水土不服，家长们准备了泥鳅干、茶叶等特产，尤其是茶叶，每人至少带两三公斤。实际上知青们没有饮茶的习惯，放着怕发霉，弃之又可惜。他俩以每公斤2.4元的价格收购，再以每公斤20元左右的价格出售。他们赚了不少。文贵花了300多元买了一只进口欧米茄手表。那时娶个老婆只要100多元。

　　因为知青的到来，市里特别调拨了一台变压器，给我们村装电灯。变压器是由上级委派的工程队负责安装的。那时村里没有电工，生产队长把变压器输出线的安装任务交由知青完成，文贵负责技术指导。我们装好外线装内线，住家一间一灯。半个月后，变压器和线路安装完毕，可推上电闸时，全村没有一只电灯发光。生产队长急得满头大汗。有的乡亲认为电灯不亮是因为我们这班“小浙头”接错了线，但文贵心里有数，变压器杆上的第一只照明灯没有亮，说明输出线没电，问题就出在变压器上。要修好变压器就得送到市里,来回路费300多元。变压器内芯一拉开，手续费还要700多元，生产队哪有那么多钱啊！文贵对队长说：“这台变压器我们负责修理，保证十天内亮灯。为了让大家看得起我们，以前请师傅们吃的豆腐和肉，修理期间我们也要享受。”队长答应了。第二天，文贵让队长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大家用木头和绳子把变压器铁芯吊了起来。经过认真检查，文贵发现滴着油的铁芯上裸露着断了头的焊点，应该是变压器运输时摇断了线头。因为没电，电烙铁用不上，文贵只能用炭炉烧紫铜的土办法来焊接。变压器总算修好了。当队长推上电闸，全村灯火通明时，我们无比自豪。

　　参加生产队劳动是很艰苦的，但我们还是挺过来了。夏天，我们头顶烈日，在望不到终点的苞米地里铲地；冬天，我们扛着90公斤的黄豆到生产队仓库。为了发挥优势，女知青把村里自产的亚麻编成200条左右麻袋，用来装农作物。村里除了养猪，家家户户还养鸡、鸭、鹅。乡亲们依靠出售禽蛋维持生活开支。鸡仔价格高、销量好，但依靠老母鸡“抱窝”繁殖数量有限。一些老太太就把蛋放在腰带中，把腰带围在身上，用体温“孵”小鸡。有的在热炕头铺棉絮，把蛋放在棉絮内，每隔一二小时翻一次。过了20多天，鸡仔就把蛋壳啄开，伸出头来了。由于炕温不稳定，鸡仔的成活率很低。文贵就想出了“抱窝计划”。用木板制成大木箱，隔成多层，每层放几只大灯泡，用恒温器控制灯泡开关。虽然因为一次停电，导致幼禽全部“胎死壳中”，但文贵没有灰心，终于用恒温方法孵出了很多小鸡仔，改善了知青们的生活。

　　当年在东北农村，取暖的材料就是山上的木材。每年冬天，生产队组织社员到就近山上的指定地点采伐。温州木材奇缺，而在我们村，每户人家全年木柴储有3立方米左右。七台河特区是新建的优质煤矿基地，工人使用的锹把每支5元，是从湖南采购的。我们9名男知青从温州购置了木旋床。文贵与市生资公司签订了合同——生产队以每支0.8元的价格供应丁字型锹把(长0.8米)。我们9人每天上缴2元，不再参加生产队劳动。生产队按每天2元的标准给我们记村里劳动力的最高分(16分)。从1970年5月开始到次年5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这9名年仅20岁的知青生产锹把5万多支，产值4万多元，平均每人每月产值为370元。我们全年上缴村里5000多元，而生产队10工分的分红是2毛3分。后来由于林业局的干预，锹把生产没有继续下去。

　　1972年，我招工到了七台河矿务局。文贵还在龙湖队里，后来由于特长被招到七台河市五金公司工作。1975年，文贵被调回文成县五金公司，一年后脱岗回金乡。回乡之后，他先后创办轧铝厂、高频热合机厂、压延薄膜厂、包装材料厂、蓄电池厂、微机仪器厂，办一个火一个。1984年5月，他被破格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并成为首届浙江省家庭工业协会会长唯一候选人。1985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到温州考察，参观了文贵的厂子后，连连称他是“新型的企业家”。1987年全国评选100名优秀农民企业家，浙江省三名：杭州鲁冠球、宁波步鑫生、温州叶文贵。1986年末，《温州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长篇通讯《农民企业家的气魄》，还配发了一篇长达2000字的评论(《希望涌现更多叶文贵式人物》，后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署名竟是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1986年冬，在董朝才的安排下，文贵到中央党校为各省市体改委主任研修班开讲座，宣讲温州的股份制模式。回温州后，经市人民银行批准，文贵发行了金乡包装材料厂1000元面额的股票。

　　1988年，已成为千万富翁的叶文贵，一心一意做起了“电动轿车梦”。1989年秋，叶文贵造出第一辆玻璃钢车身四轮四座的电动车，并在试车时获得了成功——该车充一夜电后可跑200多公里。该车于1990年获得国家级新产品证书，但当时沿途没有充电站，还不能商品化。为了解决这些技术上的难题，叶文贵大量投入资金。1990年底，装了小型汽油发动机的混合动力车成功上路，这是中国第一辆混合动力车。1994年夏，文贵自己开发的40马力发动机的混合动力轿车上路，最高时速109公里，充电3小时能跑200公里。当时，那是全球充电跑最远的混合动力车，文贵拥有全部知识产权。他将多年积累的1500余万元全部投进了电动车开发。因为当时电动车还没商品化，也因为财力所限，他不得不于1995年中止项目。

　　2017年3月13日，“温州模式”早期标志性人物、曾经的“温州第一能人”叶文贵因病去世，享年68岁，但他永远是时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