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 编辑 王秀华

　　今天，我们常常将“城”和“市”合在一起用，但是古时候，这两个字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给学生讲“城”和“市”这两个字的字源字意时，我结合平阳和鳌江的历史与由来作了说明。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是由那一重重的“墙”和一道道的“门”构成的。这些城墙和城门越高大越多，这座城市的地位和规格也就越高。像上海这样没有什么像样城墙、城门的城市，就不能叫“城”，也许只能叫“市”。北京不但城墙高大，而且城门诸多，内城九门外城七门，人们就习惯称之为“北京城”。

　　“城”的规划建造很讲究，讲究依山傍水随势而建，讲究东南西北四至对称。傍水是为了生活用水，建造城池的时候自然要尽量临近大江大河。如果把山包在城市里面，则可以在遭到进攻的时候登高远眺，观察敌情。没有战争的时期，可以作为望火楼之类的建筑，保护城市安全。

　　晋武帝太康四年，平阳开始设县，县城始设仙口，后因海潮侵袭，迁址昆山脚下，位于仙坛山与九凰山之间的山麓洪积扇上，呈西北-东南向的长卵形。当时城垣“周1里，高1.2丈，厚8尺”，城区用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虽然当时平阳县城的规模极小，但它是温州最早修建城墙的一个行政中心。

　　明洪武年间，平阳大规模重筑重修城垣。城垣“周632丈，高1.6丈，面宽9尺，基宽1.3丈，敌台6座，堞580口，城区南北长258丈，东西宽100丈”。这次重修城门4座，东门称挹仙门，通仙坛寺(今老平师旧址)；南门称通济门，通坡南；西门称登瀛门，通沙岗；北门称迎恩门，通瑞安。外郭通福门位于岭门的关隘之上，它的城门和城楼至今保存完好，是平阳古城的象征。此外，平阳还加挖濠河，这些濠河的遗址大部分保留至今。明清时代，白石河是平阳城内东西向的主要河道，河畔有白石河街，解放初填塞后，白石河街扩建为白石街。现今很多地名仍可见当时城区规划的痕迹，如白石街、东门街、县前头(今县前街)、雅河路、司后街(今城隍路)等。

　　我国的“城”约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最早只是政治军事性质的城堡。它代表的是等级、封闭、扩张，与“市”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市”的本义为市场，与“城”不同。早期的“市”多在野外或井边，故有“市井”之称，“市”代表的是自由、开放、平等。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由于城市人口的集中、居民生活的需要，城内便有“市”的设立。

　　作为“城”之附庸和派生物的“市”，是一种临时性的场所。上古的商业，并非经常性的行为，或三日一市，或五日一市。这时，四方乡民纷纷赶来交易，交易的场所就成为“市”。交易一结束，这个地方也就什么都不是。直到现在，我国许多乡镇还保留着这种习俗，叫做“赶集”，但后来，贸易成了经常性的行为，也有了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临时性的“集”就变成了常规性的“市”。

　　鳌江作为“市”的典型，虽然从一开就不是某个“城”里的集市区域，但她从诞生之日起就跟市集贸易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对外的贸易。鳌江地处浙江八大水系之一的鳌江入海口，唐代大中年间设有军事镇戍——江口镇，主要承担对外交流和军事功能。宋元两代，因海外贸易不断扩大，鳌江沿海一带海上和内河运输业、造船业已十分发达。明初设江口城，户部所属杭州北新钞关在平阳江口(在今鳌江)设分钞关，征收船税，后江口分钞关开始兼管商税和海外贸易。

　　康熙年间，浙海关署(在今宁波市)在平阳设立分口(在今鳌江镇)，负责管理鳌江港往来贸易船舶。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温州被辟为通商口岸，鳌江港作为清朝浙海关的子口之一，设有(平阳)分口，征收进出货商税等。

　　民国13年，宁波籍沪商委托鳌江巨贾“王广源”开办四明公所(暨宁波栈)，开辟鳌江—上海海上航线，并建设码头，从此海轮北通大连、营口、青岛、上海，南下福州、台湾、汕头、香港等沿海港口。同时，鳌江镇上设立电报、邮政、电话局，并兴办金融事业，吸引了平阳及闽东北地区及沪、甬商人纷至踏来。民国22年，携渔业与船运之便，鳌江正式建镇，成为浙南闽东北地区近现代第一个以经济贸易港口立镇的新型市镇，被誉称“瓯闽小上海”“中国古鳌头”。

　　鳌江在近代尤其民国以来的崛起，本质上是其地缘优势在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变现。当时，在中国广泛的沿海地区首次被卷入全球市场化的过程中，鳌江扮演了其窗口和桥梁的角色，使其一举发展成为浙南繁华的现代市镇。如今，平阳很多历史建筑已经被损毁，徒留几个地名，如栈前街、灵溪埠，让人怀想当年的繁庶。

　　昆阳与鳌江，平阳双城，一座是千年古城，典型的“城”，一座是百年商埠，典型的“市”。现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交易时时发生，已然“城”“市”不分。老城纷纷拆除城墙城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新市镇也会形成诸多“商业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