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人说，“知青，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就像一颗被飓风裹挟着向前的沙粒”，但我们想说，经历千锤百炼，他(她)们的青春不是没有价值的。当年的热血少年，大多将近或已过古稀之年。正如周瑞金先生所言：“他们回首青春的激情，依然是莫大的激励，也是由衷的慰藉。”人生漫长，却也短暂。用青春的激情勉励后人、探索未来，才是智者。今日起，本端推出“知青岁月”栏目，回首往事，激励未来。

　　本网通讯员 林敏 编辑 王秀华

　　1971年初，我随当时平阳县的鳌江、麻步、水头、腾蛟、山门五个区的知青到了大兴安岭。驻地樟岭十九公里处，与铁道兵三师指战员共同修建樟岭到古莲的铁路。我在大兴安岭工作、生活了十四年之久，其中在军营呆了近四年时间，既有苦也有乐，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水沟里洗衣服

　　初到营地，收拾好行李后，我就端着脸盆到驻地前面的小水沟里洗衣服。在我们来之前,这里刚下过一场雪，如今漫山遍野银装素裹，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意境。水沟上面结了一层晶莹剔透的薄冰，薄冰下的水正欢快地流淌着。我不知如何下手，顺手捡了根木棍敲打冰面，然后把衣服往敲开的窟窿里放。这时，上面的薄冰又冻上了，我的两只手被固定在水下，手里拿着的衣服在水的推动下就要飘走了。不管我如何努力，双手都不听使唤。我急得大声呼喊，因为怕被人笑话，咬紧牙关，才没让眼泪流下来。闻声赶来的副排长用他的大头鞋猛踩冰面，终于把我那红肿、僵硬的双手和衣服从冰窟窿里抽出来。他从雪地里抓了一大把雪迅速按在我的手上，并使劲地搓。几分钟后，我的手才慢慢恢复知觉。这时，他很严肃地告诉我，冬天不能在河里洗衣服，因为衣服放在水里马上会结冰，不仅无法清洗干净，而且手放在冰水里时间久了，轻者得关节炎，严重的肌肉可能会坏死，只有把水烧热了，才可以洗。好家伙，这第一天的下马威，让我多少年后还心悸不已。

　　上山打柈子

　　为了解决取暖问题，我们做的首要工作是上山伐木头烧地火龙。离我们驻地一百米左右，就是一片大森林。虽然我们戴上了棉帽，穿上了棉大衣、棉裤和棉胶鞋，甚至还戴上了口罩，但在零下四、五十度的野外还是非常寒冷的，露出的头发、眉毛都是雪白的，我们真正见识了哈气成霜的情形。我们以班为单位，两人一组，扛一把比我还高的大肚子锯和一把斧子进山。第一天，正、副排长带着我们进山，把伐木的要领示范了一遍，并告诉我们要注意安全。接下来我们各就各位正式开始伐木。记得当时我与施玉辉一组。听说落叶松好劈耐烧，我俩首先在一棵干枯了的落叶松上开锯，先从下坡往上坡的方向锯三分之二，再从上坡往下坡方向锯三分之一，然后停锯推树，在顺山倒的口号声中，将树缓缓推倒。再把它的枝桠砍掉，截成两米多至三米的圆木，我们一人扛一头，踏着没膝深的积雪一脚深一脚浅地往回走，一天往返两至三次。圆木有二百来斤重，但得益于厚厚的棉大衣，抵挡了不少压力感。有的木头太大太重，我们就锯掉树枝，留着光溜溜的树干，把树的顶部放前面，然后坐在树干上，让人在后面使劲一推，大树就顺着山坡一路下滑，到山下后再把它锯开拉回连队操场。备足木头后，我们把它放在专门锯木头的木架子上，用大锯把它截成长四、五十厘米不等的一个个树墩，再用大斧子劈成木柴，这就是东北的“打柈子”。柈子劈完后，还要码在帐篷旁边，便于烧火之用。不到两周，我的棉大衣肩头、袖子已经破烂不堪，很是狼狈。

　　同年10月，我们连队提前完成了铁路清方工作，又奉命奔赴碧水建设铁道兵东北指挥部即总字505部队纤维板厂。

　　走盘碧公路

　　1972年国庆节，我与战友小戎、小陈和小王结伴去塔河师部玩。回碧水时，师部派汽车连高连长和一个大板车送我们回碧水。车子走的是塔河下属的盘古公社到碧水的公路，简称盘碧公路。该公路总长五、六十公里，比我们坐火车去碧水要近很多。我们五人兴高采烈地从塔河出发，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次令我们终身难忘的行程。

　　汽车开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抛锚了，驾驶员只好回师部搬救兵，并动员我们一起回去。我推算了一下，我们最多只剩五、六十里的路了。按一小时十里的速度，我们五个多小时完全可以到碧水，而从这里往塔河也得走二十多里。最终，我们决定走路回碧水。

　　高连长是一位集幽默与风趣于一身的人，他把护送我们的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任务去完成。为了调节气氛，他边走边讲笑话给我们听，讲到高兴时手舞足蹈，让人忍俊不禁。他还时不时向我们炫耀他扛在肩上的猎枪，并说要打几只飞龙和野兔到碧水给我们打牙祭。天上飞龙肉、地上驴肉都是人间极品，大家听了也都很高兴。

　　秋天的大兴安岭像泼了颜料的画布，赤橙黄绿青蓝紫应有尽有，整个山脉犹如铺上了五颜六色的地毯，美仑美奂。一些不知名的鸟儿不时地从公路两侧树林中飞进飞出，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色彩斑斓的秋韵图，使人如痴如醉。两边的花草吸引了我们几个女孩子，大家都跑过去采摘，准备做一个花环戴在头上，但被高连长制止了，他说原始森林容易迷路。他给我们讲了一个老兵迷路的故事，至今我都不知真假。他说一个比他还老的老兵胆子非常大。一次进山去追一只狍子，因为狍子的屁股是白色的，老兵就盯着白色在后面追。不知追了多久，白色不见了，老兵也迷路了，阴差阳错地进了一个母熊窝，被母熊堵在洞里。当时部队也派了许多人进山找老兵，折腾了好几天，后来不了了之。一年后，老兵披着长发，挂着长胡子，穿着破军装，找回了连队。也不知道他是如何从熊窝里逃出来的，好像已经傻了。部队给他办了复员手续，很快他就在战友中消失了，只留下这么一个神奇的传说在不断被人们提起。不知是害怕还是着急赶路，再也没人去采花了。一路上，高连长都像一个即将冲锋陷阵的军人，威武地扛着猎枪。有时也端着猎枪瞄准那从树林中来回飞舞的鸟儿，可他始终没开枪。我们几个女孩子依然无忧无虑，“嘻嘻哈哈”地互相打闹。就这样走走停停，五个多小时过去了，已经快到下午四点，但我们还是在大山里行走。此时，大家已经饿得走不动了。在高连长的招呼下，大家都席地而坐，听高连长给我们讲述铁道兵硬骨头战士张春玉舍己救人的事迹。1965年6月30日凌晨，张春玉在嫩江至塔河铁路的一处隧道塌方时，奋不顾身救了战友，自己却被一吨多重的巨石压断了大腿和肋骨，而英雄就在我们三师医院任副政委。我们说张春玉死都不怕，我们多走点路怕啥，大家又不约而同继续前行。又走了三个多小时，天色已完全暗下来了，我们的脚也磨出了水泡，但我们都知道，不抓紧走出大山，很有可能会发生危险。一是怕树林里的野兽跑出来伤害我们，二是大兴安岭昼夜温差大，我们穿着单薄，会被冻坏。当时就是在这种担惊受怕的情况下，大家互相鼓励，你搀我扶，与饥饿和寒冷抗争，终于在晚上十一点多走出了大山，到了离碧水板厂六公里的山坡上。那里是碧水板厂上山伐木的二十五连驻地。看到帐篷里透出的亮光，大家仿佛被打了一针强心剂，踉踉跄跄地向最近的一个帐篷走去。当那些男同志问明情况后，马上给我们四名姑娘让出热呼呼的被窝，并安排高连长去休息。那晚，炊事班还为我们做了面条。这碗面条，在当时肯定比飞龙和驴肉可口，那热呼呼的统铺也是人间最豪华的床了。

　　翌日上午，二十五连的大板车把我们送下了山，此时高连长也完成了他的护送任务。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把公路的公里当成华里，整整相差了一半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