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兴桐 编辑 王秀华

　　(一)

　　2018年十月的一天，怀溪畤垟村主任叫我帮忙看一下村文化礼堂的文字资料。我欣然应允。这主任，我们同过学，一起在小岭读过复式班，一起去他家摘过桃子，课间玩“出兵”，威猛无比的他没少驮过我，我们几乎次次“横扫天下”。何况，这畤垟村也算得上是我第二故乡。2004年，我们小岭村并入畤垟村。村子在行政上撤销了，但人脉还延续着。很多乡亲都从小岭山上搬到这垟边。遇到红白喜事，还是要经常回到这儿，就像当年在小岭挨家挨户去串门。

　　看着畤垟村乡情乡史的文字，果然看到不少关于小岭的东西，看到不少熟悉的名字。“畤垟村位于平阳县怀溪镇东北部，与文成交界，是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一流、红色记忆鲜明的美丽乡村。”我感觉这更像是说我们小岭。“畤垟村还是著名的浙南革命老区之一，是名副其实的红村，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有着众多传奇感人的革命故事，涌现出林声仕、林声善、林瑞清等一大批革命烈士，更有平、瑞、泰、文四县地下老交通员、1951年国庆节应邀参加国庆典礼并受到毛主席接见的‘老矮’林瑞德。”这许多革命先烈，都是我的先辈，我的乡亲，我听过他们的故事，去过他们家，和他们的孙子、孙女们同过学，疯玩过。

　　可是，我没有看到我爷爷、奶奶的名字，还有一些阿公阿婆的名字，没有看到他们的故事。我知道，他们不会被写进历史。在我们老家，在很多山区，像他们这样的老革命、老党员太多了，多的就像水滴筹上的那些捐款的普通人。他们本来就没想过要被记住，要被写进历史。

　　(二)

　　事实上，在那山沟里，有三个村子，小岭脚、小岭和小岭头。它们就像一根藤蔓上结着三个瓜，悠然卧在一片绿色中。和文成接壤的叫岭丰村，我们叫岭头，和当时畤垟连接的是岭脚，我们村夹在中间。在我们小岭村一侧的悬崖峭壁上，还连着外坦厂、西山厂两个自然村。它们像那瓜架上旁逸出的两个瓜，悬在那细细的藤上，触目惊心。

　　怀溪有句民谣：穹岭冲到天，遥岭摇半年，小岭小到顶。我们村那条通到外面的山岭的确又小又陡。看看那路，就知道路的那头是个穷村子。据说，先人为了逃避饥饿和战乱，领着一家大小来到村子的山脚下，被齐人高的茅草、灌木拦住了去路，于是，一把火烧上了山。因为是片野地，没名，大家就叫它“烧岭”，在我们的方言里，“烧”和“小”同音，所以后来就叫小岭。虽然刚开垦的土地贫瘠，多草多石，很难侍候，但是自给自足却不成问题。而那时候，外面的世界闹饥荒战乱却是常有的事。所以，那会不仅来村里讨饭的人特别多，就是那些游击队员、我党的地下交通员，也特别喜欢来我们村。乡亲们不仅给他们提供吃住，甚至还帮助他们送信——来的都是客啊。所以，虽然我们村自觉参加革命的不多，但老革命却不少。

　　也许，由于我们村的历史实在太短了，它几乎没有什么传说。在有限的几代人里，也没有出过特别厉害的、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最多不过是某某人特别节俭，一块咸带鱼可以下好几顿的饭；某某人特别会吃，和人斗吃，喝下两大脸盆筒面；某某人插秧插得特别好，横竖都像是用尺子比出来似的——反正，所有的传奇，也都是关于生存的传奇。因为战乱，因为白色恐怖，我们村的一些人不知不觉就成了英雄，成了被乡里镇里传颂一时的人物。其中一个就是林老太婆。她的家在村口。据说有一年国民党便衣追我党一个受伤的地下交通员，眼见着他进了林老太婆的家，可是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便衣们一气之下，就放火烧了房子。房子是被烧光了，可林老太婆和那个地下交通员却没有被烧死。原来林老太婆带着那个受伤的交通员躲在粪桶下面，逃过一劫。我们村子每一户人家的厕所，都是用一个大木桶做的。大木桶下面用三块石条子架空，上面放一个木制的像太师椅一样的厕座。然后，架一个木梯子供人上下。林老太婆带着那个地下交通员就是躲在她家的那个大粪桶下面，便衣们自然是怎么也想不到的。要知道，那是多脏多臭的地方啊！那一把火把整个房子都烧了，甚至把粪桶上面的厕座也烧了，把那把供人上下的木梯子也烧了，但因为粪桶里满是粪，硬是没烧着，硬是救了他们两个一命。还有一个阿公，他替一个在我们村养伤的同志送信，结果被国民党便衣发现了，朝他开了好几枪，他的肠子都被打了出来。他硬捧着肠子跑了回来，但没有进村，而是钻入我们村后面的树林里。后来，乡亲们在一片草地上发现了他的尸体。那块草地上的茅草，被他拔得几乎一根不剩。大家都说，他那会该多痛苦啊！我的很多乡亲，那些老革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一切，有信仰，也有比信仰更朴素的东西。很多时候，不过是因为他们是主人，就像，对所有的外乡人那样。他们用生命去理解生命，用痛苦去理解痛苦，他们从自己的生存出发，觉得那些把脑袋夹在胳肢窝下的革命人着实不易，他们很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一下忙。

　　(三)

　　老爸好像很怕爷爷，爷爷都入土几十年了，还是很少提到他。每一年清明，坐在坟前，老爸像一个孩子一样，迷茫、局促，似乎有无限的困惑和敬畏。

　　爷爷应该是个有故事的人。可惜，他等不及我长得足够大，就撒手而去了。许多原本应该由他讲述的故事，最后只能由奶奶转述。在当年——白色恐怖的时候，我们小岭村面上平静，内里却暗流涌动。爷爷不识字，但记性出奇的好，他挑虾皮、咸带鱼到山里(文成)卖，一年的账都清清楚楚记在心里。他熟悉平阳、文成的地形，会讲几种方言，上级常常让他送一些情报往返于平文两县之间。为了掩护，爷爷演起了布袋戏。爷爷不识字，但演布袋戏用的是方言，正好。当爷爷到各村演戏，大家为爷爷插科打诨、连编带蒙的戏捧腹大笑的时候，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布袋包”是我党的一个地下交通员，在戏台下，正坐着接头的联络员呢！

　　在老爸和大伯的讲述里，爷爷是爱瞎折腾的人。在那个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革命年代，他偏偏要加入红党(我们村人对共产党的称呼)，而且抛家离乡去演什么布袋戏，做什么交通员，弄得老爸和大伯人还没有粪桶高就要挑着粪桶到地里去干活，弄得一家人日子过得提心吊胆。

　　对于奶奶，我就要熟悉得多了。我小时候是由她带大的。在如豆的灯光下，她一遍遍给我讲爷爷当交通员的故事。每当讲到爷爷的种种磨难和历险的时候，她总会习惯地说：你看，你爷爷就是这样一个人。偶尔，她也会讲到她自己。她说，那时候，除了下地，就是在家里护养爷爷带回来的伤员或给战士纳鞋底。

　　大约是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家里几乎穷得揭不开锅，奶奶也病得很厉害。她突然说要去温州一趟。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到温州找老海同志，叫老海同志给她写证明材料。她的这次温州之行后不久，县里的民政部门果然就来了人。一个月后，奶奶领到她的第一笔补贴，但也是在那年，她因为心脏病，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一年，她老人家在贫困中离去，她还没能看到，有一天，我们的日子可以过得这样好。

　　其实，村里像爷爷奶奶这样的老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排着长长的队。记得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一部历史，总是由写在书上的名字和隐藏在书后的名字组成的。

　　小时候，我们去怀溪街上，那儿的人都会叫我们“小岭娒”，好像很惊奇怀溪的山沟里，还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村子；现在，小岭，这个我们出生和生活的地方，我们的故乡，消逝了，彻底被抹去了。有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他们还是喜欢叫我们“小岭人”。好像大家并不在意小岭作为一个行政村已经被撤销了。他们好像还记得那个叫小岭的地方，记得那条“小到顶”的山岭，记得那里的一些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