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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科举考试那些事

2021年03月16日 14:45:14 来源:平阳县传媒中心

  潘孝平 编辑 王秀华

  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制度主要有三种,即世袭、推荐、考试。唐宋元明清士人要入仕当官,主要通过考试这一途径,称为“科举”,故旧志有《选举志》之目。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一种考试制度,是隋唐之后中国古代社会特别重要的制度。科举制的诸多特征是经历漫长的演变过程才逐渐形成的,其内涵比较丰富。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或设科取士,大略等同于贡举,起始于汉代;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始于隋朝。著名学者徐连达、楼劲在《汉唐科举异同论》一文中有过论述:“科举制度肇始于两汉,最后形成于隋朝。”本文所提及的科举,均指狭义上的科举。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有言:“六〇七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这是科举制度的开始。”

  

万全镇象屿杜整“登科”牌坊 蔡新祥 摄

  

  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进士科的创设,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式停办科举,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前后延续了约1300年之久,即使是在唐末及五代十国中原板荡、干戈相向的大背景下,科举照样继续,这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科举制度是对过去所谓“以德取人”“以能取人”荐举制度的超越,是对血缘世袭和世族政治垄断的规避,这种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人才选拔机制开通了寒门子弟进入仕途的渠道。

  宋代是科举制度的成熟期,也是科举取士的黄金时期,大量人才通过科举被选拔上来,科举制的优点在这个时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元代,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衰落时期,但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取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明清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科举是那时的士子荣身显达的唯一途径。这一时期,科举的整个流程已趋于顺畅,一切条制日臻完备。明清科举为三年一科,天下的“赶考者”要跨过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几道山梁,才能攀登到“状元”之巅峰。

  童试,即童生试,是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是读书士子的晋升之始,是科举阶梯的基础。应试者不论年龄大小统称为“童生”。明清时的童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阶段。县试于各县进行,考前一个月由县署公告考期,由知县主持。本县童生要有同考者五人互结保单,并且有本县廪生作保,方可向县署礼房报名参加考试。若一人作弊,其余四人连坐。清朝时县试一般在每年农历二月举行,连考五场,内容通常有八股文、诗赋、策论等。为严肃考纪,清光绪间平阳知县汤肇熙曾特作《县试告示》。

  

水头镇金塔村黄氏宗祠旗杆 陈锋 摄

  

  县试通过后才可应府试。府试由管辖本府的知府担任主考官,在农历四月举行,考试内容和场次与县试基本相类。通过县试、府试的,才有资格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试。

  明清两朝,大多数时间中,院试每三年举行两次,院试取中者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可进入所在地官办的府学、县学就读。明洪武二年(1369),“诏天下府州县立学”,时平阳州降为平阳县。明宣德元年(1426),朝廷确定生员名额为“府学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即平阳县学之生员名额为20人。学政三年一任,到任后依次巡视所辖府、州、县学,第一年在温州府举行岁试,第二年在温州府举行科试。院试之后,平阳县令按学政发布的录取名单,通告新生戴雀顶、着蓝袍,汇集于县衙大堂入宴簪花。而后,县官率领新录生员到平阳学宫(今平阳县实验中学校园),先绕泮池一匝,以示“游泮”,后经泮桥登大成殿拜孔子,最后到学宫明伦堂拜见学官。经过这一番的入学礼仪后,意味着新录生员正式入学,亦称“入泮”。据《厚庄日记》载,光绪十八年九月十二,“院试童场闻已揭案,李小湄(北港人)、王理孚(江南人)皆在列,旋得入泮”。

  

青街李氏大屋“文元”牌匾 陈锋 摄

  

  参加院试而没有被取中者,通称“童生”;没有资格参加院试的士子只能被称为“童子”,而不得称“童生”。即便皓首穷经,学问渊博,后成为学者,可以称为“处士”,但亦不可称“童生”。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在《促织》中写道:“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操童子业”即未取得秀才资格,没有功名,这样的人只能被称为“白丁”,还算不上读书人。这跟年龄的大小、学识的多少无关。现代著名学者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一书里说:“学政取中,才算秀才,所有考不中者,都名曰童生。”

  县试、府试、院试的第一名者都称为“案首”,平邑学子刘绍宽参加清光绪九年(1883)县试,即被取“案首”。秀才是一种身份,考上了秀才才算得上是读书人,才算有了功名,意味着进入了士大夫阶层,有免除赋税徭役、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被用刑等特权。秀才分三等:成绩最优者称“廪生”,由官府按月发给粮食,每人每月给廪米六斗;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三是“附生”,即才入学者。廪生和增生都是有一定名额限制的。入学后,经学政主持的科试合格者,方可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可被称为“生员”。成绩特佳的生员,有机会被选拔为贡生,成为国子监的学生,即“监生”。南湖旗杆内人黄步堂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出贡。贡生是正途所出,属于一种荣誉。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乡试,是科举中的第一级考试,又称“乡闱”。乡试在省署和京城举行,每三年一次,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国子监学生)均可应考,主考官由皇帝钦点。考试分三场,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刘绍宽赴杭州参加乡试,记曰:“初八巳刻入闱,坐号‘甘’字,初十申刻出闱。十一巳刻进闱,十三申后出闱。十四巳刻入闱,十六晚出闱。”据《清史稿》载,明清时期乡试考中的称“举人”,又称“孝廉”。每省应试考生盈万,录取的名额多则百余人,少则仅数十人。清顺治年间,朝廷规定浙江省的乡试中举名额为107人,大约30名应试的生员或监生中才录取一名举人。南湖旗杆内人黄步堂便于清咸丰元年(1851)乡试中举。

  

今县实验中学“泮桥”“泮池”等学宫遗物 孔繁永 摄

  

  乡试中举称“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明史》记载:“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称为“亚元”,第三、四、五名称为“经魁”,第六名称为“亚魁”,其余的称为“文元”。明洪武二十年(1387)丁卯科乡试,平阳县慕贤东乡江口人(今属龙港市)陈讷一举夺得解元。科场考试中举最为关键,成为举人就有了出身和俸禄,遂成为国家在编官员,就有了当官的资格,却不一定能当官。但举人的地位与秀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故而分外难考,《范进中举》描写的就是范进中举人后因兴奋过度喜极而疯的故事。一旦中举,其父为太爷,本人为老爷,其子为少爷,故有“一世中举三世为爷”之说。

  会试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只有举人才有资格参加在京城贡院的会试,因考期在春季二月(清乾隆后改在三月),故又称“春闱”。会试分三场,一场考三天,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考官,主考官称“总裁”。为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朝廷实行考官锁院制度和考生糊名制度。会试被选中的,明代叫“会试中式举人”,清代称“贡士”,他们有资格参加殿试。会试第一名称“会元”。没有参加殿试或没有被选中参加殿试的,仍然是举人。

  殿试是科举考试中最高级的考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一场复试,故称“御试”“廷试”。殿试在会试之后的次月举行,殿试只进行一天,只考时务策问,日暮交卷,答卷经受卷、掌卷、弥封等官员收存。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故贡士又被称为“天子门生”。殿试取为进士称“甲榜”,或称“甲科”,又因进士榜以黄纸书写,也称“金榜”,故考中进士又被称为“金榜题名”。庆元二年(1196),平阳睦源人周茂良及侄子周励、周勉、周劼同登邹应龙榜,“一门同科四进士”,一时蜚声瓯江南北。

  

明弘治《温州府志》温州状元名录 潘孝平 摄

  

  殿试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一甲、二甲、三甲通称“进士”。明朝时,二甲、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清朝时传胪则专指二甲第一名。状元是三年一次全国统考的第一名,大魁天下,故有“独占鳌头”之美誉。南宋嘉熙二年(1238),平阳城东柏垟人周坦状元及第,淳祐元年(1241),又是平阳观美桃湖人徐俨夫高中状元,“六载联标两状元”,这在中国科举史上十分罕见。平阳水头三桥人朱嗣宗、朱熠、朱应举分别于嘉定十年(1217)、端平二年(1235)、开庆元年(1259)登武举状元,“一门同宗三状元”,驰誉朝野。

  明英宗后惯例,殿试之后当场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传胪大典之后,二甲、三甲新晋进士在保和殿参加朝考,俗称“点翰林”。朝考试卷分为三等,一等第一名称朝元。经朝考合格者,方可进入翰林院深造,称庶吉士。英宗之后,朝廷逐渐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基本格局。同时,形成了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的官场潜规则。

  科举中功名之后,可以在宗祠前面立一对旗杆,这是封建社会中身份地位的象征。清代《儒林外史》一书里,就有“出贡竖旗杆”之说,意即秀才一旦取得贡生资格之后,就可在自己宗祠前面竖起旗杆,以示光宗耀祖。明代贡生有岁贡、选贡、恩贡、纳贡四类,清代则有六类。按照明清礼法等级规制,凡入国子监深造的贡生,才有资格竖旗杆,但旗杆上不能有“旗斗”。中举者,旗杆上可以置一个呈官帽状的“旗斗”;考中进士的,旗杆上可以置两个“旗斗”;高中状元的,才有资格竖三斗的旗杆。也有为旌表科举考试金榜题名者而立牌坊,例如,明成化元年(1465)乙酉科乡试,平阳县万全垟象屿人杜整中举,地方官员提名为其建“登科坊”,并由官府拨款赐建,以彰显荣耀。

  这一种滥觞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鼎盛于明,衰亡于清的科举取士制度延续了千年,使仕途的大门向莘莘学子开放。由隋唐到明清,没有哪一项制度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科举之路的艰难困苦,诚如梁启超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所言:“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入翰林,此其选之精也。”

  总之,在封建时代,天下学子渴望仕途腾达,实现从“朝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的华丽蜕变,唯有通过科举这一种途径。多少学子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寒窗苦读,三年复三年,久困场屋。也有学子热衷功名,到头来演绎一出如范进一般喜极而疯的悲剧,徒留一把辛酸泪。历经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一路闯关夺隘,到最终登顶高峰,实现金榜题名的学子,毕竟是凤毛麟角的。真正能像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般酣畅淋漓的,真正能像白居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般风流倜傥的,天下有几人?

网络编辑: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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