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通讯员 陈骋 文/摄 编辑 王秀华

　　光绪八年(1882)秋天，顺溪陈少文为了扩大南雁荡山“知名度”，给南雁荡山“打广告”，邀请瑞安孙锵鸣学士来游。陈少文名承绂，开发南雁荡山，与开发北雁荡山的乐清蒋叔南有“南陈北蒋”之誉，人称“少文相”(瓯语方言“相”字是当时平阳人对地方有名绅士的尊称，类似“先生”)。

　　

　　

　　光绪九年(1883)春，陈少文与水头周启良等开始在南雁荡山东洞兴建会文书院。一年后，光绪十年(1884)春，书院落成。孙锵鸣为陈少文作《题会文书院》诗(见孙锵鸣《海日楼遗集》)，其兄孙衣言太仆继作《陈秀才承绂重筑会文书院，其远祖陈贵一兄弟读书处也，予弟有诗，即用其韵》诗(见孙衣言《逊学斋诗续钞》)，一唱一和。

　　陈少文在世时，把孙氏兄弟题会文书院的两首诗分别刻在两块青石碑上，可能是准备立在或嵌在会文书院某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搬到书院，长期“卧”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顺溪古屋建筑群陈氏第四份(即陈少文故居)右厢一个房间的地上。

　　

　　诗后跋文释读

　　孙锵鸣《题会文书院》诗曰：“昔贤遗址坠烟萝，讲席重开聚切磋。鹿洞良规期继续，云关雄势最嵯峨。学宗濂洛渊源正，地傍溪山灵秀多。更喜文翁能训士，林泉到处有弦歌。(原注：谓平阳绍卿明府。)”

　　

　　

　　“鹿洞良规”即朱熹为江西白鹿洞书院(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所定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在此诗尾联中，孙锵鸣把当时平阳知县汤肇熙比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地方官办学校的人——文翁石室的西汉蜀郡太守文翁，非常贴切。刘绍宽就是在光绪九年(1883)县试中受到汤肇熙的赏识，被取为“案首”(即第一名)，“有师生之谊”。汤肇熙与瑞安孙衣言兄弟很投契，他在《将解官归里，留别平阳士民》十首律诗其八中说：“眼前型典堪描画，我慕贤哉二大夫。”自注道：“瑞安孙琴西太仆与弟蕖田学士均致仕家居，往来相见，丰采可仰。”他上任翌年(1883)倡建城南龙山文明塔、南雁荡山会文书院等，现在会文书院二楼上还悬挂着其亲笔所写的“高山仰止”匾额、“理学千年，景行行之；名山一席，春风风人”楹联。他书法很好，请他写字的人很多。汤肇熙，字绍卿，江西省万载县人，清同治癸亥(1863)进士，光绪八年(1882)任平阳知县，在任七年，政声很好，温处兵备道温忠翰赠他联曰：“政兼教养古循吏；学有根柢今通儒。”

　　在诗碑中，孙锵鸣这首诗后面还有一段长长的跋，其《海日楼遗集》和各种南雁荡诗选中都没有：“雁山东洞有会文书院故址，宋大观中陈贵一公兄弟讲学处也。顺溪陈君少文，公之族裔，邀集同志，重开讲塾。经始于光绪癸未之春，逾岁之成。北港一乡合捐田百数十亩，而少文为之倡，岁籍其所入以为延师课士之资，虽不甚瞻，然继起者扩而充之，亦易为力。平阳之学繇此复盛，余将拭目俟之矣。右诗作于甲申花朝，己丑二月少文过予，复出此稿相示，请书上石。予嘉少文之惓惓于此，美意至无已也，不敢以诗字之拙辞。花朝后七日，止园老人孙锵鸣并记，是年七十有三。”可见这首诗作于光绪十年甲申花朝(1884年3月12日)，会文书院落成之时。胡珠生先生在《孙锵鸣集》中把此诗的写作时间定为光绪十年，如据此诗跋，则更直捷了当些。五年后，即光绪十五年己丑花朝后七日(1889年3月19日)，陈少文请孙锵鸣书写，准备刻碑，即诗跋中所说的“上石”。

　　

　　寄望“平阳之学”复兴

　　大概在北宋大观(1107)前后，陈经邦(字贵叙)与从弟陈经正(字贵一)兄弟从大儒“伊川先生”程颐学归，开理学先河的洛学由此传入平阳，因此“平阳之学”在南宋时达到鼎盛，享有“小邹鲁”的美誉，才有清代浙东学派史学大师全祖望“平阳学统始于先生兄弟”之说。《河南程氏遗书》第二十二《伊川杂录》中载有陈经正与程颐的问答语录。孙衣言在《重修宋儒陈先生墓记》中说：“吾温既僻在海滨，平阳又下邑，而学之初兴，陈氏兄弟能与诸先生不远千里学于北方，得大儒以为依归，平阳之学由是兴焉。”

　　平阳文化在宋代很盛，中进士的很多，民国时期学者刘绍宽在自己的日记中认为不盛，举出三条理由，也许有道理。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初五晚上，刘绍宽从温州乘船去上海，准备到日本去考察学务，在船上与弟子殷汝熊(字叔祥，金乡殷汝骊的兄弟)夜谈。他在日记中写道：“夜与叔祥谈，有足录者……叔祥言平阳宋时颇盛，余谓宋时吾平阳不为盛，何则？宋季儒学支流，虚谈性理，易于口舌标胜，一也。南渡以后，吾平正在畿内，近水楼台，科目易盛，二也。王灵仅半天下而科额不减，则登进者安得不多？三也。知此三因，则知宋时吾平不为盛矣。”当时南宋定都杭州，南方平阳“近水楼台”，宋后重新定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随着北移，形势就大不一样。在宋代，除了平阳，瑞安以及远些的黄岩，都曾有过“小邹鲁”的美誉，整个永嘉郡有“海滨邹鲁”的称呼。何庆辅，字翰臣，瑞安人，曾在龙湖书院读书，其功课受过汤肇熙的评阅，名列前茅，光绪十一年(1885)任教于会文书院，他在别汤氏诗的诗注中说：“平邑自宋南渡，号极盛，近则去古远矣。”

　　明清时期的“平阳之学”虽有所振兴，如明隆庆训导刘师召(湖北麻城人，楚中王门学派毛凤起弟子)向应德成等传授王阳明良知之学，清乾隆教谕卢镐(宁波鄞县人，全祖望弟子)向叶嘉棆等传授浙东史学，学风士习有所改变，由于各种原因，仍然“波澜不惊”，数百年科第不振。刘绍宽在民国《平阳县志·人物志》中评论道：“平阳人文陵替，至清而极。”以致晚清平阳训导吴承志(出自杭州诂经精舍，系俞樾高弟，光绪十年到任)在接受知县汤肇熙的邀请，兼任龙湖书院主讲后，在《上督学瞿(鸿禨)学士》信中说：“现今开阅四课，生童肄业尚皆踊跃。每课约计呈卷二百有馀，惟文理多疏，清畅之篇十不一二。其迷罔已甚者，至于触犯庙讳而不知，讹易经文而不悟。发蒙启蔽，责效殊难……即知此邦政教凌夷，文风衰替。”陈少文、周康甫(周喟父亲)他们重建会文书院，孙锵鸣在诗跋中寄予厚望，“平阳之学繇此复盛，余将拭目俟之矣”。汤肇熙在《劝捐平阳北港乡会文书院膏火田叙》中也说：“昔‘小邹鲁’之称，可复见已。”

　　在会文书院二楼，孙锵鸣还撰有一副楹联，曰：“两雁并灵区，百廿峰中无此坛席；二程传法脉，一千载后重与讨论。”落款：“光绪癸未秋，止园老人孙锵鸣书。”癸未年就是光绪九年(1883)，系会文书院兴建的那年，即孙锵鸣他们游南雁荡山的翌年。正因为孙锵鸣作了《题会文书院》诗，才引起其兄孙衣言的兴趣，次韵和了一首，也因此才留下“伊洛微言持敬始；永嘉前辈读书多”这一副脍炙人口的名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