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孝平 编辑 王秀华

　　唐代初期，温州地区的人口族群主要由汉化的土著和江南世族、北方士族的移民组成。外来移民至水头区域者，谱牒散佚，记载付之阙如，来迁之况亦无以稽考。“安史之乱”以后，黄河流域狼烟四起，尸横遍野，触发了人口南迁大潮，关于这段历史，《全唐文》中有如下记载：“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

　　

　　

　　据碑铭、家乘记载，此时平邑北港地区已有族群陆续迁居于此。例如，唐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763)，周欲纳为避“安史之乱”，自江西乐平弋阳(今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迁居至北港睦源(《平阳县周氏志》)。唐至德年间，金景“挟资自福建长溪赤岸(今属霞浦县)迁居横阳县北港泾口菉汀里(今詹家埠)构屋，遂居焉”(周喟《南雁荡山志》)。唐贞元元年(785)，薛怀干自福建长溪县西乡石矶津(今福安市廉村)迁居至横阳县北港南湖狮子山麓肇基。唐大中三年(849)，董安、董宣昆仲自温州郡城内新河巷迁居至横阳县北港麻园泾口董家岙开基。唐乾符五年(878)，朱文裕自徽州歙县署理迁官横阳县，卸任后寓居于北港杉桥里(今水头镇三桥村)，为杉桥朱氏第一支始迁祖(据苍南矾山、桥墩碗窑、凤池上前山《朱氏宗谱》)。唐代近300年间，闽省时有人口迁居于北港。以唐乾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军入闽，战事纷扰，流迁而来至北港者尤多。唐末，中原动乱频发，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率兵南下，踞有闽地，大批中原籍将士随军入闽，就地落户。五代十国时期，王审知建立闽国，礼贤下士，励精图治，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大量中原人口遂迁闽境。闽同光三年(925)，王审知病逝，后其子为争王权而内讧，自相残杀，干戈四起，闽地又重新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时平邑北港系吴越国领地，吴越王钱镠和其子孙推行“保境安民”政策，北港因此免遭战火涂炭。故而，不断有闽民北迁。例如，后晋天福六年(941)，杨伯玉、杨均玉、杨仲玉兄弟自闽长溪县潋村(今属福建省霞浦县)迁居至北港凤巢杨桥头。后周显德六年(959)，徐龙甫自闽长溪赤岸迁居至北港怀溪曹门。

　　刘绍宽在民国《平阳县志·风土志》里这样表述：“瓯粵民族自汉悉徙江淮，其地虚矣，自是居者,已非旧族。厥後孙恩、卢循、袁晁、裘甫之乱，皆及永嘉……朝夕反覆，卒归钱氏。平阳又与闽接壤，闽越交争，属当战地，锋镝所及，流移必多。故吾平民间族谱多言唐季避王曦乱，自赤岸来徙。赤岸者，右长溪地，今福鼎县也。”(赤岸者，应为今霞浦县。)

　　北宋时期，平阳无战事。水头位于瓯南闽北，同闽地水陆相通，又因其“地广而民稀”，一些闽地士族为逃避战乱和沿海倭寇的袭扰，以闽长溪赤岸为集聚地，流迁进入水头等地落户。例如，宋开宝年间，朱孟让、朱孟邹兄弟(祖籍闽长溪赤岸)为避倭乱，自平邑东山水纤桥(今苍南金乡炎亭倒桥坑)迁居至北港泾口杉桥里，为杉桥朱氏第二支始迁祖。宋熙宁九年(1076)，陈洪进(祖籍闽长溪赤岸)为避倭乱，自平邑二十二都金舟乡亭下迁居至北港下屿(今水头雅屿村)。平阳县最早的户口数据，现在有志乘可查的，始于宋代，见清代乾隆《平阳县志·贡赋·户口》：“宋绍圣主户一万一千二百六十，丁二万五千五百四十二；客户一万五百七十六，丁一万一千二百三十。”

　　北宋“靖康之变”后，金兵蹂躏中原，长江以北战火纷飞。宋室南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至江、浙、闽一带，平阳乃至水头一地人口不断增加。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平阳县志·贡赋·户口》和元代修撰的《宋史·忠义八》中分别有如下记载：“建炎主户三万五千七百六十，丁四万二千一百九十；客户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四，丁一万九千一百。”“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

　　南宋时期，因与北方金、西夏、蒙古对峙，整个社会陷入大动荡时代，北方人口出现大规模的南迁。“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时北港水头地处幽僻，鸡犬相闻，不见兵戈，北方难民、闽民时有迁入，也有官员落籍于此。例如，淳熙三年(1176)，黄枟卸任平阳县令，率族亲定居于北港三桥黄家庄(今水头镇后街大片园)。乾道二年八月十七(1166年9月12日)，浙南沿海遭遇大海溢，拔树毁屋，田禾不留，“浮尸蔽川，存者什一”(康熙《平阳县志》)，永嘉、平阳、乐清、瑞安四县溺死者两万余人。温州郡守传檄，要求福建移民补籍，闽人相继北迁，定居北港水头。例如，吴仁山、吴香山、吴香陆昆仲自福建长溪赤岸迁入小南八角井定居。元季，因避朝代更迭之乱，或羡慕北港山清水秀，时有乡民来迁，例如，元大德八年(1304)，吴羡、吴美兄弟自温州瑞安县库村(今属泰顺县)迁居溪心吴山。明代以来，海上倭寇猖獗，不断袭扰大陆居民。据民国《平阳县志·武卫志》记载，自洪武五年(1372)到崇祯元年(1628)，“倭舶犯平阳，滨海百姓望风奔逃。”因倭寇不时骚扰，且土地高度集中，土豪劣绅的盘剥、赋役的繁重，导致百姓“因饥或避兵他徙”。水头地处内陆，阡陌交通，沿海移民络绎来徙，如江屿龙坑张氏、埭头张氏、古竹头黄氏、小南凤岩王氏、溪心麻园魏氏、上店张氏、朝阳溪边钟氏等姓族。

　　明万历年间，郭以隆等诸任平阳知县以优惠待遇招垦。是时，闽地沿海倭乱肆虐，故有大批闽南泉州、漳州、安溪、南安等地住民应募陆续迁居至北港水头。如鹤溪缸窑谢氏、南湖鱼池唐氏、横山郑氏、北山郑氏、增光井郑氏、增光井邓氏、姚朱坑郑氏、鹿角山蘧氏、朝阳李家山蓝氏、新联外岙林氏、麻车黄氏、龙垟彭氏、金山垟温氏、金山垟梁氏、江屿湖门梁氏、鹭鸶湾温氏、詹家埠刘氏、下龙坑傅氏、埭头陈氏、雅屿上陈、小南霞岙曾氏、凤岩郑氏、溪心章岙林氏、龙涵卢氏、蒲潭垟卢氏等姓族，此事屡见于其谱牒史籍。

　　明末崇祯年间至清初康熙年间，将近百年之内，东南海域风起云涌，闽地兵事频发。明清之交，刀光剑影，郑成功海上举兵，遥奉南明永历帝。水头地区陆续有难民来迁，如鹤溪垟尾潘氏、秀溪应氏、南湖北山赵氏、姚朱坑赖氏、新联外岙陈氏、麻车吴氏、江屿凤湾张氏、下龙坑高氏、詹家埠马氏、小南南山马氏等姓族。顺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为了禁绝民众对郑成功义军的响应和援助，正式颁布“迁海令”，时温州沿海居民内迁30里，出界者格杀勿论。清康熙二年(1663)，清廷再度重申“迁界禁海”令：“浙江宁、温、台三府沿海居民悉被内徙。”(《浙江通史·清代卷》)

　　时平阳沿海民房、船只悉数被焚毁，扦木为界，驻兵警戒。田园弃置过半，“男号女哭，四境相闻”“所存图里，十仅有四”。此举致使大批居民流离失所，被迫迁居至水头地区，如水头街方厝内方氏、蔡厝内蔡氏、后街沈氏、中街“温同盛”温氏、灯笼巷戴氏、三桥麻车黄氏、江屿寺前郑氏、高桥项氏、马勒张氏、古竹头陈氏、下龙坑姚氏、溪心仕静林氏、麻园白氏、麻园郑氏、章岙叶氏、章岙张氏、新联龙垟薛氏、内岙沈氏、小南北头林氏、溪头董氏、金塔黄氏、南湖坎头赵氏、姚朱坑赵氏等姓族。

　　康熙十三年(1674)，靖南王耿精忠据闽反清，闽地全境动荡不安。继而，清廷武力伐台。“(迁海)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闽地尤其是闽南泉州、漳州二地，大量民众迁入水头，如水头后街杨氏、南湖旗杆内黄氏、新联麻车吴氏、龙垟蔡氏、江屿湖门周氏、埭头卢氏、雅屿下埠头蔡氏、小南浦底叶氏、溪头郑氏、清溪郑氏、溪心麻园梁氏、章岙魏氏等姓族。

　　康熙十五年(1676)，耿精忠降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收复台湾，至此闽省全境平定。自乾隆朝开始，福建移民至水头地区的人数逐渐减少，而温州区域内迁居水头的还时而有之，如水头街后街潘氏、仁和内李氏、全升内周氏、盐仓后王氏、詹家埠詹氏、溪心麻园叶氏、南湖姚朱坑姜氏等姓族。

　　水头历来为外来移民的聚集地。有史以来，水头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自然输出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大举入浙，清廷命左宗棠率湘军进攻太平军。两军历时三年的鏖战，战火方止。兵燹之后，作为主战场的浙北大地，尤其是杭嘉湖地区，满目疮痍。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篇》一书里曾有描述：“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

　　多年的战乱造成了当地严重的户口凋零和土地荒芜。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杭嘉湖三府采取“招民垦荒”之举。时平邑北港多山地，少耕地，人口稠密，民生困顿。于是，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北港地区陆续有人口迁往浙北长兴、余杭、安吉、富阳、德清等县安家落户。这些外迁人群于当地开阔处聚居成村，这些村统称为“浙北北港村”。例如，南湖北山黄氏迁居长兴县白粉埠、余杭县双溪，小南溪头郑氏迁居余杭县小河山，金山垟温氏、北山岙温氏、南湖后街村潘氏、塘美村施氏迁居安吉县递铺，鹤溪树林山陈氏迁居富阳县，雅屿陈氏、南湖后街村潘氏迁居余杭县黄湖，下龙坑王氏、南湖后街村潘氏迁居德清县武康镇三桥村，南湖鹿角山王氏迁居余杭县竹园村，溪心蒲潭垟卢氏迁居安吉县晓墅、梅溪等地。至今，长兴、安吉、余杭、富阳等地个别村落尚有许多北迁族群的后裔，自称“北港人”，还保留着北港地区的习俗和讲北港闽南话的习惯，并与北港原籍族人维持着密切的宗亲谱系关系。

　　清光绪年间，北港水头早已是鳌江中上游的重要集镇。当时的水头街人口已经相当稠密，店铺鳞次栉比，市声如潮，一派繁盛气象。那时的鳌江潮可直达水头街中街内埠头，江上航运繁忙，货物进港出埠不舍昼夜。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初四，平邑名流刘绍宽在他的日记里记述道：“往北港拜客，趁卯潮，未刻至水头街，宿周全升号。晚，康甫先生招饮，施菱秋、李小湄、王润斋、刘槐卿、周君坦同席。”周康甫即水头街后街全升内人周喟之父，施菱秋系水头街天成施源茂掌门人，李小湄为水头街李仁和酒坊掌柜。

　　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建立起共和政体，社会进入了剧烈变革的民国时代。家族革命之风“遍于家，肆于乡”，聚族而居、族长制的观念被冲淡，传统大家庭开始分崩离析，分家析产之风盛行。民众的自立意识、经商意识日益强烈，社会商业贸易日益繁荣。作为北港的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水头街上有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他们屯街塞巷，市场因此得到拓展。民国二十年(1931)，在中街厚泰商行掌门人陈奕树等乡贤的倡议下，开始向东开拓新街街道，开辟鱼行、山杂货行、客栈等营业处所，以吸纳外来住户，完善市面的多样化经营。抗战初期，时局动荡不安，流民日多，为维持社会稳定，政府着手救济难民。据《平报》1939年元旦增刊刊载：“本县回籍难民，以北港区为最多，先后经召开县救济支会决定，在北港区设置办事处，鸠集难民，疏浚三桥河，以工代赈，目下工程已完成三分之二，并在凤翱乡设难民工厂，兴办线席及编制草履等项工作。”

　　民国中后期，还有许多外埠人陆续迁居至水头的新街，如新街包氏自文成珊溪迁入、毛氏自北港顺溪南田迁入、李氏自青街周岙迁入、张氏自鹤溪竹兜迁入、黄氏自本乡凤卧湾迁入、梁氏自钱仓埭头迁入、季氏自闹村季山迁入、赖氏自詹家埠河头打铁窟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