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记者 徐远虑 通讯员 李哲颖 编辑 宋淑莹

　　新中国的启航地在浙江嘉兴红船，浙江的启航地在温州平阳凤卧。

　　

　　

　　1921年7月23日，浙江嘉兴南湖烟雨楼东南方向，一条飞檐斗角的画舫船，在湖光山色中默默停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条画舫上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庄严诞生。红船上那风雨摇曳的灯光，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火炬，给漫漫长夜带来光明。中国共产党正是从这一刻起，率领中华民族走上独立、复兴的伟大之旅……

　　同是在浙江，在离嘉兴南湖400公里外的浙南平阳凤卧，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群众来到这里，参观瞻仰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平阳凤卧、山门一带被称为“浙江延安”，是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中共浙江省委的主要活动地区，红色资源丰富，革命遗迹众多。

　　省一大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召开？

　　

　　

　　进入中共浙江省一大陈列馆大厅，迎面看到的是一组弧形浮雕，26位党代表塑像仿佛向我们‘迎面走来’，把我们带回那个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在解说员深情的讲述中，人们仿佛回到了那段革命的峥嵘岁月，先烈们用生命书写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似乎久久回荡在耳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浙江党组织的创建工作，将中国上海地委改组为上海地委兼区委，领导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工作。1922年9月，在一条深藏于杭州闹市区的小巷——皮市巷中，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成立，这也是浙江省最早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此后，浙江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在此基础上，1927年6月成立了中共浙江省委，使全省党的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但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省委机关屡遭破坏，省委组织一度撤销。

　　“我们浙江的第一个省委，是在1927年6月成立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有10人担任过省委书记或代理书记，平均算下来，一个人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特别是张秋人，只担任过一天的省委书记，就被捕了。”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曾林平告诉记者，在10位省委书记或代理书记中，有8人后来都在各地的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了，这说明当时斗争的形势非常险恶，斗争的环境也是非常残酷的。

　　当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被迫进行长征，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中国共产党决定把游击战争引入国民党统治区，并以抗日先遣队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为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后，并在1935年11月与闽东特委联合建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先后下辖浙西南特委、闽东特委、浙东特委、浙东南特委、浙南特委，共5个特委。挺进师多次进入平阳地区，与平阳人民并肩战斗，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有效支援了邻近游击区的斗争，有力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长征。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后，红军挺进师各部在平阳山门、凤林一带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1938年3月5日，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到平阳山门大屯村召开闽浙边临时省委会议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由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力部队400多人，北上皖南前线抗日；刘英等仍坚持在浙南革命根据地活动；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平阳县凤卧乡玉青岩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1938年5月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浙江临时省委转为正式省委，刘英任书记。

　　“正式省委的成立，标志着我们从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开始的全省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基本完成。省委成立后，在省委的领导下，在全省各地先后建立了特委组织，同时在全省50多个县，成立了县委或者县工委等县一级的党组织。”曾林平说，“到了1939年7月，也就是省一大召开前夕，全省的党员已经发展到19000多人。”

　　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的相继沦陷，使得中华民族处在了非常危险的时期，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这抗日战争最艰苦日子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各地秘密逮捕、迫害和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斗争形势日趋紧张。1937年12月，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共浙江省委建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南局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迎接党的七大召开的准备工作。1939年2月1日，中共浙江省委作出了《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决议》，号召浙江全党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准备，做好宣传和选举工作。省一大就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复杂背景下，根据党中央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通知，以及东南局的指示召开的。

　　省一大为什么选择在平阳凤卧召开？

　　

　　

　　在浙江省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份《中共中委周恩来来浙经过》报告，详细记录了周恩来1939年3月至4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在浙江金华、绍兴、丽水等地停留、视察与活动的过程，内容包括周恩来在金华江南旅社召集浙江省委负责人刘英等开会的记录。

　　“总理在金华接见了我父亲、龙跃、薛尚实等领导同志，向他们分析了全国和浙江的形势，要求浙江党组织做好巩固和发展工作，这些重要指示，后来成为浙江省第一次党代会的重要指导思想。”刘英女儿刘小英告诉记者。

　　1939年4月16日，浙江省委在温州城区地下交通站召开了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指示，决定在各特委召开党代会，选出参加全省党代表的基础上，召开全省党代表大会。遵照省委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各县委、特委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县代表选举产生参加特区党代会代表，再由特区党代会选举出参加全省党代会的代表。1939年4月到7月，中共宁绍、金衢、浙南、处属、台属五个特委相继召开党代会，民主选举出席省一大的党代表。

　　“当时，金衢全特区也是第一次党代会，因为特区成立后，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会议一共选出了12位代表参加省一大，我父亲是其中一位。”省一大代表林一心之子林晓岐说。

　　1939年6月，浙江省委决定全省党代会在浙南平阳风卧召开。那么，省一大为什么会选择在平阳凤卧召开呢？在当时血与火的革命征途中,这片土地又是如何孕育出红色的种子？

　　省一大在平阳凤卧召开，是省委经过充分和认真考虑的，这里群山环抱，可进可退，地理位置非常好。平阳地区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和坚强的政治基础，这里也是刘英、粟裕领导的工农红军坚持闽浙边3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根据地，党和群众均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党群关系血肉相连，亲密无间。

　　早在大革命时期，平阳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建立了县委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并在叶廷鹏等领导下，平阳成立了中共浙南委员会和浙南红军游击队，开辟了一块纵横30余里的秘密工作地区，同时发动并建立了一大批村级党组织，这些村党支部坚强可靠，群众基础非常好。

　　共产党员叶廷鹏等到平阳凤卧一带开展革命活动时，结识了凤林小学校长郑海啸。“在平阳革命史上，叶廷鹏算是郑海啸的革命引路人，在平阳革命低潮的时候，叶廷鹏向他宣传党的主张，宣传相关道理，没想到郑海啸非常赞同，结果他们惺惺相惜。1933年，叶廷鹏、黄先河在凤林小学介绍郑海啸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叶廷鹏领导的中共浙南委员会就任命郑海啸担任中共平阳县委书记。”平阳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敏告诉记者。

　　1936年9月上旬，粟裕率挺进师在瑞(安)平(阳)边与浙南红军游击队会师。1937年3月，刘英率闽浙边临时省委机关来到平阳北港，领导开展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我记得以前听父亲说过，当时条件非常困难，伤员没地方放，在山里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只能把没有人要的野坟挖出来，将棺材清理一下，然后把伤员放到棺材里养伤。在这种困难艰苦的环境下，仍然能够坚持抗战3年，而且这段时间里，和上级、中央已经没有联系了。”粟裕之子粟戎生说，“刘英和我父亲领导的红军挺进师初到平阳，人生地疏、语言不通，困难很大。由于有浙南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在当地很快地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父亲对平阳有着深厚的感情，根据他的生前遗愿，把部分骨灰留在了这里——他战斗生活过的地方。”

　　闽浙边临时省委机关和红军挺进师进驻平阳北港后，当地群众自动腾出原本就不宽敞的房屋，供部队住宿，他们卸下门板，搬来稻草给红军铺床，让出灶台给战士煮饭烧菜，部队与群众往往同住一幢屋，共用一个灶台，合烧一个柴仓的柴草，军民之间就像是一家人。

　　在浙南革命老区平阳北港地区，至今还有众多有关挺进师的革命史迹可寻，挺进师与浙南红军游击队平阳会师地包垟、红军挺进师驻地凤卧镇凤林村、红军挺进师北上抗日始发地山门街、红军挺进师北上抗日誓师大会会址水尾宫。在青山绿水间，挺进师不仅谱写了可歌可泣、动人心魄的壮丽诗篇，耸立在平阳凤岭山上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碑，更是见证了与群众间坚实而又深厚的感情。

　　“我父亲与当地群众关系密切，他总是挤出时间接受群众来访，来访的群众有的叫他‘首长’，有的则叫他‘可夫同志’，都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老称呼，可见这些群众同他是老关系，他有时候甚至写信给我母亲用的也是‘可夫同志’，他非常喜欢这个称呼。”刘英之女刘小英告诉记者。

　　在平阳县山门镇的小山坳里,有一座古寺——龙井禅寺。禅寺门口挂着“闽浙边临时省军区司令部”标牌，而当时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机关的办公地设立在了当地农民郑永盛的平房里。省委机关的油印室、收发报机组、缝纫组、军械组、红军食堂这些，分设在了其他群众家里，可见党群关系的密切。1938年1月15日，闽浙边临时省委借用原山门乡畴溪小学校舍，创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和军政干部训练班，粟裕任校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干校是1938年1月开始创办的，由粟裕任校长，黄先河任副校长。学员主要是温州、丽水、台州、宁波、绍兴和上海等地的进步知识青年。抗日干校学习抗大校风，实行军事化生活。开设课程有：游击战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经济学、群众工作等。粟裕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吹小号，亲自讲授游击战术，刘英也时常到抗日干校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是当年南方八省十四个革命根据地唯一的抗大式干部学校，它办学时间虽短，但意义重大。它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抗日青年干部，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抗日干校学员施光华回忆。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平阳地区内党与群众关系亲密无间，与当地一些上层分子也有较好的统战关系。因此，省委决定在平阳召开省一大。

　　省一大是如何秘密又精心筹备的？

　　

　　

　　1939年7月，来自全省参加中共浙江一大的26名党代表怀揣着共同的目标奔赴浙江平阳！他们有的化装成商人，有的化装成教师，冒着生命危险，越过了国民党顽强派的层层封锁线，争分夺秒地赶赴平阳。

　　“参加省一大的各地代表于7月20日前就到了温州，没有直接去平阳，而是先到达温州城内的秘密联络点，集中以后，当晚由交通员安排分头住宿，第二天一早再由省委交通员带到城边的一个小码头，经由水路向平阳进发，船夫肯定是自己的同志，但按秘密工作原则无需询问，两艘船就向平阳开去了。”省一大代表林一心之子林晓岐说。

　　“船开到半路，突然遇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几个巡逻兵，这时我父亲灵机一动，拿出省抗日自卫队第六支队第一总队叠宝石的‘特务证’，巡逻兵以为是‘自己人’，很快就放行了，虚惊一场后，代表们顺利到达平阳码头，在向导的带领下迅速进入平阳山区。他们越走天越黑，越走越是小路崎岖，他们意识到脚下正是坚持三年浴血奋战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心情都很不平静。”省一大代表谢廷斋儿子肖廷华告诉记者。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冠尖会址，在凤卧镇冠尖半山腰，这是一座5间两层的简易穿斗式木结构楼房，被当地人称为“冠尖新楼”。二楼东边间楼上就是大会的主会场，保存着一张省一大召开时用过的棕红色旧木桌。屋主叫郑永暖，当时就是他毫不犹豫地把给儿子准备的婚房让出来作了省一大的主会场。

　　“当时，县委书记郑海啸找到了屋主郑永暖，向他说明情况，郑永暖欣然应允，并动员家人为大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像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当时的凤林村有很多很多。这里是革命老区，群众思想非常进步。”平阳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敏介绍。

　　如今，“冠尖新楼”已不再新，但英踪不灭，置身楼前，仿佛站在了历史的交汇处。1939年6月中下旬，刘英等省委领导先到达凤卧玉青岩村，开始会议筹备工作。刘英在玉青岩主持召开了省一大预备会议，起草政治报告，大会的所有文件均由省委领导和部门负责同志起草，然后集体讨论、修改。此时，虽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但是国民党内部顽固派“反共”的浪潮从未停止过，所以省一大安保工作极其重要。根据省委指示，这项重要的工作由龙跃领导，由郑海啸具体负责。

　　“省一大是非常重要的会议。刘英和龙跃同志找我父亲谈话时，刘英说‘平阳党组织基础好，群众觉悟高，省委决定在凤卧召开党代会，你是浙南特委常委、平阳县委书记，又是当地干部，对情况了解，党代会的安全保卫和后勤工作，就由你来担任了，省委完全相信你能完成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郑海啸女儿郑明新回忆道。

　　“省委、特委机关警卫班临时组建了20多人的武装队伍，负责保卫、警戒、放哨等工作。一是调整交通员，健全联络站；二是侦察敌人动态，加强情报传递。在大会地址周围数十里内外的主要街道，建立了情报站，及时了解国民党军队有否调防，一旦发现情况，就要像接力赛跑一样，迅速向县委指定点传递情报。”省一大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郑嘉顺之子郑晓康告诉记者。

　　在召开预备会议的时候，还出现过惊险一幕，幸好当地群众与敌人斗智斗勇，化险为夷。“当时，一个装扮成小贩的探子，借口讨水喝，闯进屋来。当地党员组同志正在里间开会，房主人郑志宝和黄兰芳夫妻俩随机应变，立即上演了夫妻打架场面，弄得那探子大吃一惊，水也不敢喝，扫兴而去。”平阳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敏介绍，会议期间，当地群众化解了许多险情。

　　“省一大可以说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召开的，当时冠尖、马头岗附近都驻有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还有特务、便衣队，且会场离水头区署仅10公里。这种情形下，大会整整开了10天，敌人却毫无知觉，可见大会的安保工作非常成功。大会的胜利召开，离不开平阳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中共浙江省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干部包晓峰如是说。

　　除了安保工作外，当地党员秘密而又积极地组织开展后勤工作，有的负责布置会场、借桌椅板凳、打扫卫生等杂务，有的负责采购粮食、肉类和蔬菜，还有的乔装成小商店店主协助购买货物和各类海产品，秘密送到县委机关；当地群众还把自家菜园的蔬菜送给大会。

　　省一大都部署了新时期党的哪些任务？

　　1939年7月21日，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凤卧冠尖新楼隆重召开。出席会议正式代表26人，代表全省19000多名党员。省委机关和浙南部分干部列席了大会，上午8时，大会开幕。刘英代表中共浙江省委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会议议程和主席团名单，一致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项英、曾山等人为大会名誉主席，一致选举刘英、薛尚实、汪光焕、龙跃、张麒麟、顾玉良、郑丹甫、杨思一、林一心、林辉山等组成大会主席团，刘英在大会上代表省委作政治报告，并就两年来浙江党的工作向大会提交了书面总结。他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概括了抗战以来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的成果，分析了在浙江党面临的各种问题，部署了新时期党的任务。

　　会议开到第4天时，省委领导担心在冠尖时间过长，容易被敌人发觉，由此第二次大会发言便在当天夜里转移到马头岗继续进行。“在省一大召开期间，省委领导为了保密，采取了夜间行军，要求代表尽可能不穿白色衣服。沿途养狗人家把狗关到屋里，防止狗吠惊人。马头岗和冠尖直线距离3公里左右，中间隔着一条小溪，从冠尖到马头岗要下一个山坡，还要翻过500多米的一条山岗，由于刚下过一阵小雨，黄泥路很滑，一些代表跌得满身烂泥，但大家都感到新鲜有趣，有的代表滑倒时哈哈大笑地说‘我又坐汽车了’，当时我母亲也滑倒了。”刘英之女刘小英告诉记者，革命同志就是这样乐观，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他们都不怕。就这样，约5公里长的山路，代表们走了近3小时。

　　马头岗会址是翁吉忠家一幢9间木结构平房。西间曾作为刘英办公室与宿舍，东首阁楼顶上有一小门可通后山。转移到马头岗后，举行了第二次发言和分组讨论，经过充分讨论，大会一致同意刘英代表省委作的政治报告和两年来的浙江工作总结，大会通过了《关于目前抗战形势与浙江党的任务的决议》《国际国内形势问题》《党的建设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告全浙民众书》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大会分析了当前浙江面临的局势，根据党“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和浙江实际提出了浙江全党和全省人民当前的紧急任务。

　　“省一大向全省人民和各级党组织提出了七项任务。第一项任务就是全民动员，武装保卫沿海，武装保卫浙江，打败日军的进攻；第二项就是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克服摩擦，推进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增强全民族的团结；第三项是全民精神总动员，因为当时有一种抗战的悲观论，以及妥协投降的一种论调，所以要求加强国民精神动员；第四项任务就是推进政治民主化，争取省县的参议会民主，包括乡镇代表会的实施；第五项就是实施对敌的经济封锁，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第六项主要是改善民生，发展抗战的生产力；第七项就是动员广大的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组织称民众团体，使他们投入到抗日战争的各项工作中去。”中共浙江省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干部包晓峰说。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常委汪光焕、薛尚实，委员龙跃、张麒麟、郑丹甫、林辉山、刘清扬、顾玉良，修补委员杨思一、林一心。同时，还选举了出席党的七大的12名代表、3名候补代表。在平阳，至今还保存着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林辉山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证，它似乎在诉说着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历史，见证着那段光辉峥嵘岁月。

　　1939年7月30日，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得到消息，山门街的国民党自卫队有异常行动。于是，大会又从马头岗转移到冠尖，完成各项议程后，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上，省委特意邀请了部分群众参加，晚上还举行了一次聚餐，凤林小学的师生还献上了一场文艺演出，这让与会的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非常震撼，这也预示着革命成功要到来了。大会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圆满结束。”平阳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敏告诉记者。

　　省一大的胜利召开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9年7月21日至30日在凤卧的冠尖和马头岗召开，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党组织召开的唯一一次全省党代表大会。它在浙江省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意义。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干部包晓峰告诉记者，大会圆满成功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总结了浙江党将近两年来的工作；二是确定了浙江人民今后的战斗任务和浙江党的工作方针；三是全省党组织选举最优秀的干部参加会议，使大会决定的任务完成有了坚强的保证；四是选出优秀干部组成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团；五是选出了新的省委机关。

　　“省一大是我党在国统区召开的为数不多的一次全省党代会，会议圆满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对于统一和加强浙江党的领导，坚持团结抗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浙江省委原副书记、纪委书记陈法文说。

　　有一种怀念，历经时代的风吹雨打，愈显醇厚；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的层层云烟，历久弥新。如今，那段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都被浓缩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陈列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陈列馆等红色展馆里。人们翻开红色篇章，重温烽火记忆，缅怀革命先烈，感受祖国变化，激励人们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广大群众振兴民族、建设伟大祖国的热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扛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