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冠尖山到宝塔山(节录)
来源:平阳新闻网发布时间:2019-07-04 10:39:00

  林一心 刘先 谢廷斋

  1939年10月下旬,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奉命到达省委驻金华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准备转赴延安。“七大”代表龙跃,汪光焕、顾玉良因工作需要而留下,丁魁梅因身孕亦无法成行。

  月底,以刘英为团长的浙江代表团一行9人,换上新四军的军装,在两位新四军交通员的掩护下,乘坐民间的公共汽车去云岭皖南新四军军部报到。到岩寺兵站后,我们改坐新四军的军用卡车。路上换乘,食宿和关卡检查,均有交通员出面交涉和照顾。作为“七大”代表,要到延安去聆听中央领导的教诲,亲眼看看革命圣地,这怎么不叫人激动万分!一路上,大家都兴奋地谈论着各自的感受,但当时也没有想到此行去延安,以后会遇到那么大的困难和挫折。

  汽车抵达云岭,我们被安排在军部一幢招待所的小平房里。期间,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曾山等领导同志均来看望过我们。刘英应东南局的要求,在那里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7万字的《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材料。此文后来发表在军部机关刊物《抗战》杂志上,这是刘英留给我们的一份很珍贵的革命史料。

  到了11月底,正当我们焦急等待何日出发时,项英带来了中央电令,大意是国内时局恶化,蒋介石加紧反共,中央决定刘英返回浙江坚持斗争。我们都知道刘英同我们一样是很想去延安的,他曾说哪怕到延安呆一天看一眼也好。但他接到中央的来电以后则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安危,愉快地接受党中央赋予的重任,表现了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原则和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刘英经与东南局商定,张麒麟、郑丹甫和杨思一3位特委书记随他回浙江坚持工作,林一心负责率领林辉山、孙绍奎、刘先和谢廷斋,代表浙江党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同时他们研究决定将浙江各地身份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转移到军部另行安排工作。

  刘英在返回浙江的前夕,特地把我们5人召集起来开会,一再叮嘱我们路上要服从林一心的领导,要团结互助,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决不能给兄弟省的代表留下不好印象。到了延安,要好好学习,把“七大”精神和各省的经验带回浙江。刘英等同志回浙江那天,我们同刘英等互道珍重,依依话别,大家都希望开完“七大”返回浙江后能再见面。不料两年后,刘英,张麒麟在浙江惨遭杀害,壮烈牺牲,我们在军部的分别竟成永诀。

  刘英等离开军部后数日,我们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机关驻地丁家山。在这里同时集中的还有广东(香港)、广西、湖南、江西、闽粤边、福建、上海、苏南等南方八省区的代表。根据东南局的指示,我们共41位赴延安的代表组成了一个临时党支部,以各省区为单位组成党小组。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古大存任支部书记,林一心为支委委员兼浙江代表团党小组组长。为了保守秘密,东南局规定我们对外称“服务团”,古大存任团长,刘先为一班班长,谢廷斋被临时抽调到团部当秘书。在丁家山,我们还听了一次陈毅作新四军一支队在苏南敌后开展武装斗争的报告。

  1940年1月,新四军取得铜陵、繁昌地区反“扫荡”战役胜利,这样,我们北上的道路打通了。这月下旬,我们“服务团”,加上炊事班等共约70人,在军部所派1个连的护送下,开始北上。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因局势逆转,我们去延安的路线规定不能走西安等大后方城市,而要走敌后根据地到延安。由于我们缺乏行军锻炼,最初几天每天行程只四五十里。过繁昌后,改为夜行军,向长江南岸芜湖西头的渡口急进,当夜,在北风呼啸中,我们登上两艘大木船,在夜幕的掩护下,成功地偷渡过日军严密封锁的长江。登岸后走了五六里路,天已大亮,时值隆冬,纵目江北,村落稀疏,人烟罕少,黄草离离,一片荒凉,真是一江之隔,两重天地。我们觅得一村镇住店,虽说是住店,可到处找床竟未见一张。原来这里都是在墙边屋角,用几块土坯围成一个长方形,地上铺上碎麦杆就算是一个床位。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大家已十分疲劳,铺好行李倒头便睡。

  1940年2月初,我们到达江北的新四军二支队队部。支队长罗炳辉亲自带领一个主力团护送我们过津浦铁路,到达来安县城。当时来安县城刚收复,因恐形势变化,未敢久留,即前进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半塔集。在半塔集我们休息了一个短时期,见到了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等领导同志。正好这时刘少奇同志(化名胡服)从华北调来华中局工作。一天,我们接江北指挥部通知,要我们去参加指挥部的干部会议,有幸听到刘少奇的报告。他讲的题目《从华北的经验看华中的工作》。我们都在听少奇同志的报告,忽见指挥部一位参谋人员,向指挥部赖传珠参谋长报告:顽军向我进攻,已接近指挥部驻地。赖传珠立即从座位上站起,跑出去布置警戒作战斗准备了,少奇同志仍在继续报告。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顽军竟来进攻我们,我们就坚决自卫,予以消灭!”顿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从刘少奇的报告中,我们知道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原则和策略。在华中局驻地,我们每人还获得一本最新版本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它成了我们边行军边学习的理论课本。

  半月以后,我们离开江北指挥部向皖东北行进。皖东北是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六支队的活动地区之一,当时张爱萍领导六支队第四总队就在这里。因我们一时无法北上,部分同志就去第四总队所属的各团、营、连帮助工作。

  6月间,我们进入鲁南山区的抱犊崮,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就在这里。再向北,即是沂蒙山区。我们都是夜间行军,每夜要走八九十里,风雨无阻。有时,天空漆黑,大雨滂沱,伸手不见五指。加上山路崎岖难行,为不使人员走散,我们都解下绑腿布,结成一条长绳,大家挨次挽着布绳前进。因为没有雨具,人们身上都被雨水浇透了;雨停后,衣服又被身上的热气烘干。有的同志行军脚底磨出水泡,歇下来后,就用缝衣针烧红刺破,让黄水留出来,仍坚持行军。下得山来,便是大汶口。考虑到我们多数是“文弱书生”,还有女同志,连日行军已经够疲劳的了。护送部队决定在这里休息两天。不料,第三天凌晨我们却遭到了当地红枪会改编的伪军包围袭击。幸亏这一带的群众好,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才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途经山东时,我们还到《水浒传》上描写的“梁山泊”地区,但已不见书上所写的当年水泊、山寨痕迹,只见几条河流和一个百米高的小山包。我们由梁山向西北活动到东平地区,护送我们渡过东平湖的是——五师部队的一个营长率领的加强连。他们送我们过湖后,第二天即原路返回,听说他们在途中遭敌袭击,营长在战斗中牺牲了。

  这时,刘先不幸得了伤寒病,发着高烧,寸步难行。一个月下来,几乎吃不下一点东西,病得连头发也一把一把地掉。但在大家悉心照料下,他终于恢复了健康,坚持下来了。

  8月下旬,我们靠近敌占的平汉铁路。平汉铁路是日伪军控制最严,也是我们一路上最难逾越的一道封锁线。敌人在铁路两侧挖了宽4米、深3米的封锁沟,沟壁垂直,沟中灌水,人马无法通过。在可通过的每个路口均有敌人的哨所,并且每隔10来里还有一个炮楼。为越过平汉铁路,冀南军区派了一个团的兵力来护送我们。第一次偷越没有成功,第二次另找小路才潜过平汉铁路的。9月,秋高气爽,我们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后方机关驻地索堡。谢廷斋随古大存去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住处,向他们汇报了路上的情况,并请示前进的日程和路线。刘、邓首长非常关心我们,要我们先好好休息,消除疲劳。几天后,我们即在一二九师派出部队的护送下,整装前往驻在晋东南太行山的桐峪一带的八路军总部。

  此时正是我军发动的“百团大战”后期,西去延安的路线被敌人严密封锁着,我们只好随总部辗转在太行山区等待时机,前后约一个月。我们“服务团”所经之处,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借老百姓门板睡觉,第二天及时送还并把它上好;每到一地虽然行军很困难,也坚持为群众打扫卫生,有时为群众劈柴、挑水,所以一路上我们深受群众的欢迎和赞扬。但是,想不到,在八路军总部,一次我们却被彭德怀副司令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事情是这样的:秋末,正是山西柿子成熟的季节,总部住地的园子里有很多柿子树,那些熟透了的柿子都自行掉落到地上。司令部机关的战士,就从地上拣起来吃了,其中也有我们“服务团”的个别同志。第二天,彭老总知道此事,马上召集全司政后机关人员开大会(也包括当时住在总部的我们这些“客人”),说:我们是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又不是国民党的败兵,为什么要吃老百姓的东西?有人说是掉在地上的,我说掉在地上的也是老百姓的嘛,为什么要吃呢?凡是捡了柿子的一律退还给老百姓,吃到肚里的就赔钱给老乡。过去听说彭老总严于治军,严于利己,这次我们都亲身碰上了,教育很深,终生难忘。

  因同蒲铁路被敌人严密封锁,不能通过。我们随晋东南总部活动了一个月,以等待时机。一天,总部派两个团护送徐向前去延安,让我们也同行。为了迅速安全越过敌占区,我们顶着朔风,冒着严寒,在一夜之间接连过了5道封锁线。天大亮后,才进入晋西北根据地——吕梁山区。全程走了140多华里,有的地方是跑步通过的。这是我们路上最长、最累的一次夜行军,走得有的女同志和体弱多病者几乎昏过去。又过了半月,我们行军到达黄河河套边沿的一个小渡口乘船过河。黄河在这里水大流急,好在两岸都是我军驻地,可以在白天摆渡。渡过黄河,即是陕北重镇绥德。绥德是宋代抗金名将韩世忠的故里。因为快到延安了,大家都很兴奋,抓紧时间理发、洗澡,一个共同任务是消灭身子的虱子,以免把他们带进延安。我们把自己所有的衣服袜子,统统放进蒸馒头的笼屉里蒸一遍,才算彻底解决了问题。

  1940年12月16日下午,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们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一年多来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延安古城,看到了巍巍的宝塔山,一股暖流顿时涌上了我们的心头。我们于1939年10月从金华出发,历时14个月,沿途在新四军、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掩护下,经浙江、安徽、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8省,渡过波涛汹涌的长江、黄河,翻越太行山、吕梁山,闯过敌人重重封锁线,徒步行程一万余里,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终于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欣喜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

  到延安后,我们这些代表被安排在中央党校特别班学习。当时中央组织部长陈云还亲自找我们谈话,了解浙江省委和各特委的干部配备情况。听汇报后,陈云曾说:“看来浙江党是好的,党的领导均掌握在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老同志手里。”

  我们到延安不久就是1941年春节,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党校旁的中山食堂宴请我们南方各省到达延安的“七大”代表。中央领导人朱德、陈云、任弼时、李富春、博古等都来了。毛主席是最后到达的,进来后恰好坐在我们这一桌。席间,毛主席简要询问了浙江的政治形势、党的发展情况和与当时对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统战工作等。我们一一作了汇报。能与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共同进餐,并与毛主席同桌,我们都感到莫大的幸福。

  为了等待“七大”的召开,我们在延安中央党校整整学习了4年又4个月,其间经过了当时延安的整风运动、干部审查和大生产运动。四年余的学习,使人们熟悉了党的历史,而更重要的是使我们懂得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和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处理一切日常斗争的真谛。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我们终于荣幸地参加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原闽浙赣的干部组成的南下干部队,离开延安,准备赴闽浙赣三省边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10月初,我们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接到中央电示:干部队伍转向东北,去参加解放东北的战略要地。于是,我们日夜兼程赶赴东北,我们浙江省的代表和闽、赣等省的代表一起都没有返回原地区。尽管这样,但是应该说,至此我们已胜利地完成了浙江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使命,没有辜负刘英书记生前对我们的嘱托。50多年来,从冠尖山到宝塔山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一直激励着我们投身于革命和建设事业,激励着我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原载1994年10月25日《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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