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的号角 浙江党史的丰碑
来源:平阳新闻网发布时间:2019-07-04 10:39:00

林一心 谢廷斋

  1939年7月在浙南平阳胜利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至今已经55周年了。多少美好的回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萦绕于我们的记忆之中。往事如碑,历历在目。兹就我们对大会的记忆,扼要写出,以纪念55年前这次有历史意义的大会。

  一、全省党的基本情况和形势特点

  抗战两年多来,浙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一切抗日爱国人士的努力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遍及全省城乡的抗日救亡运动。战争教育了人民,战争锻炼了人民,提高了人民的觉悟。到1939年7月省党代大会开幕时,团结在党周围的、浙江有组织的群众已达几十万人。其中有几万名进步青年是各级各种群众抗日救亡组织的骨干。在这个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浙江党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南局的指示,及时和大量地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在省第一次党代大会开幕时,全省已拥有19000多名共产党员;在浙江临时省委的领导下,已建立起浙南、处属、台属、金衢、宁绍、浙西等6个特委,有50多个县已建立了中共县委会或县工作委员会,没有建立县级领导机构的县份也有党员、支部或特支。尽管重建后的浙江党组织和极大部分党员都是新的、缺乏政治斗争锻炼的组织和战士,但他们有党的领导和几十万各界群众的密切联系,朝气蓬勃、年轻有为,不计个人得失,富于革命牺牲精神。这是一支浙江党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力量,是浙江当时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倒退的中流砥柱。正因为如此,也就成为浙江顽固派所最害怕、最不愿意见到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抗日、进步力量。

  而当时浙江抗战形势的特点是:浙江已成为战争的前线,但敌人暂时还没有大举进攻;政治形势已经开始逆转,但这种逆转还是初期、局部的、渐进的;黄绍竑虽然已逐渐消极、退缩、右转,但当时还有一定的能量与作为;因此,在广大的国统区和敌后方,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还有我们党工作和活动的时间、空间和机会。这就是省第一次党代大会召开时的全省党的基本情况和形势特点。

  二、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

  1937年12月23日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8年9月开始的六届六中全会继续讨论了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问题。1939年2月1日中共浙江省委作出了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决议,号召浙江全党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准备,作好宣传和选举工作。

  应该特别指出:1939年3、4月周恩来到浙江前线视察,在金华秘密召见刘英、薛尚实、汪光焕、龙跃、吴毓等省委领导时所作的对全国与浙江抗战形势的分析和浙江党今后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是省委进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议程准备的主要指导思想。当时恩来指示:“目前浙江的政治形势还算好,但也有反共摩擦逆流,我们要提高警惕”;“浙江党的组织经过1938年的大发展,今后要加强巩固工作,也要继续发展,尤其要向空白地区发展,但必须巩固重于发展,质量重于数量”;“对来历不明、政治面目不清的党员要进行审查,严防国民党特务、汉奸和托派分子混入党内”;“要加强党员教育,培养干部,特别要培养军事干部,派到沦陷区去工作”;“要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工作的干部要埋头苦干,不暴露、不突出、不刺激”;指示在文化战线上工作的干部:“不要搞得太红,要讲究斗争策略,隐蔽一点”等等。这些重要的指示,省委不仅贯彻在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准备的各项议程之中,而且及时作出了《关于周恩来同志指示的决定》,迅速传达到各个特委贯彻、落实。

  遵照省委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金衢特委所属的金华、兰溪、东阳、义乌等县委均于4月间召开了党的代表会,总结本县党的各项工作,选举出席特区第一次党代表会的代表。在这个基础上金衢特委于5月份在兰溪召开了全特区第一次党代会,参加会议的有林一心、王明扬、朱惟善、吴拯黎、李乐山、马丁、王志远、何霖、江征帆、黄祖明等12人,会议听取了林一心的工作报告,检讨了过去一年多来的工作,研究了当时的形势,确定了今后的任务,选举林一心、王明扬、何霖为出席浙江省第一次党代大会的代表。中共宁绍特委所属的宁波、慈溪、余姚、诸暨、嵊县等各县委亦均在4月份分别召开了县党代会,总结工作,选出参加宁绍特区党代会的代表。1939年5月,宁绍特区党代会在诸暨县枫桥区安山村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杨思一、高子清、魏文彦、王正山、张光、余宗凯、张月珍、金如山、谢廷斋等10余位代表,省委派汪光焕莅会指导,省妇联的程为昭亦列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杨思一代表特委所作的工作报告,分析了形势,总结了工作,确定了今后的任务,选举杨思一、高子清、魏文彦、谢廷斋为出席省第一次党代大会的代表。

  1939年6月,省委决定省第一次党代会在浙南平阳山区召开。因为这里是刘英、粟裕领导的工农红军坚持闽浙边3年游击战争的基地之一,有革命的传统和坚强的政治基础,党与群众均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党群关系血肉相连,亲密无间。这里党组织掌握着一些“白皮红心”的乡镇、保甲政权,党与当地一些上层分子有较好的统战关系。这里既可以掌握周围几个城市的敌、顽动态,又可以对外封锁消息、保守秘密。事实上抗战初期的平阳山区仍然是国民党统治区内一个隐蔽的红色基地,在这里举行省第一次党代会是安全可靠的。以后的历史实际也证明了这点。

  三、庄严隆重富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大会

  1939年6月底、7月初,金衢、宁绍特委接到了省委关于7月下旬在平阳举行省党代大会的通知,两个特委参加大会的7位代表,分别从各自的地区出发,于7月20日以前赶到省委在温州城内的秘密联络点。当晚即在温州城里分散隐蔽地住了一宿,翌日黎明前由秘密交通员分别带我们到城边一个小码头,登上两艘小木船,离开温州,经水路向平阳进发,船夫肯定都是自己的同志,但按秘密工作原则无需询问。两船同行,宁绍在前,金衢在后,相互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船行半日,到了一个镇子附近,遇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几个巡逻兵,他们吆喝,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到哪里去。命令我们小船靠岸接受检查。在这无法回避的情况下,头船主动靠岸,谢廷斋即跳上岸去与巡逻兵交涉,原来这是省抗日自卫队的巡逻兵,谢则出示省抗日自卫队第六支队第一总队谍报室(当时在余姚县委控制、掌握下)的“特务证”交验,说明是“奉命”到此地执行特殊任务的,并乘机打听这一带的“敌情”。巡逻兵见是“自己人”,即简要告诉了附近情况后善意放行。谢廷斋道别后回到船上,命船继续前进,后船亦即迅速跟进。一场虚惊平安度过,后来两个特委的同志均很欣赏这个“掩护武器”。当日下午黄昏时分,船抵平阳境内一个小小的码头,我们即弃船上岸,在向导的带领下迅速进入平阳山区,越走天越黑,越走越是小路崎岖、山峦重叠,我们意识到脚下正是坚持3年浴血奋战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心情都很不平静。快接近目的地,黑暗中几次碰到浙南特委布置的秘密岗哨的盘问,使人感到这里仍保持着严密的红色警戒,到处有保卫革命的“带枪的人”。深夜,我们安全到达临时省委所在地——平阳县凤卧的玉青岩村。进村,交通员直接领我们到刘英住处(一个群众家里),适汪光焕也在那里。他们见到我们按时安全到达,都很高兴,交待工作人员为我们迅速安排好住处,准备晚饭,并嘱咐我们要很好休息,以便精力充沛地开好会议。翌日,薛尚实、龙跃也来看望我们。大会秘书处迅即发来有关文件,我们则抓紧时间学习。

  7月21日,党代大会正式开幕。我们一进入会场即感到一种隆重热烈的气氛,场内主席台正中悬挂了中共党旗,两边插了红旗,上方是大幅会议横标,四周又是好多锦旗和彩纸标语。会场空间开阔,桌椅整洁,人员来往井然有序。这一切,对我们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来说,是很新鲜的。

  8时正,大会开始,刘英致开幕词和通过大会议程、通过主席团名单。接着刘英代表省委作政治报告。《报告》回顾和总结了一年多来浙江党的各项工作,肯定成绩,指出缺点,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提出了浙江党今后的主要任务和斗争策略;号召全省共产党员与党的各级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号召全省人民组织起来,准备武装斗争,加强国民党地方团队的工作,加强浙西等沦陷区的工作,组织人民参加和扩大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磨擦、倒退;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内阶级教育和革命教育,提高党员素质和政治警惕性。《报告》号召全浙共产党员团结战斗,克服困难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政治报告后,全体代表分组进行讨论,金衢、宁绍两地代表编为一个小组,进行了热烈详尽的讨论,然后宁绍代表组指定谢廷斋在大会上发言,主要是汇报了宁绍特区群众运动的情况和余姚党领导贫苦农民进行减租退押斗争,领导山民、盐民反对恶霸、反对奸商、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情况。

  经过全体代表热烈的讨论,大会通过了《目前形势和浙江党的任务》和有关统一战线工作、职工运动、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等13个文件。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新的中共浙江省委员会成员,选举了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候补代表,其中包括金衢特委的林一心、宁绍特委的杨思一、谢廷斋(候补)。

  大会于7月30日圆满结束,各地代表怀着战斗的激情,秘密地离开平阳,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迅速把大会的决议和精神传达到所属各县党组织,认真进行贯彻。

  四、大会以后

  1939年8月以后,金衢和宁绍特委根据省党代大会的决议和发展中的政治形势,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加强沿海、山区、浙赣铁路员工中及其两侧地区的党的发展工作和群众工作,为未来开展对敌游击战争打好党与群众基础,两特委均分别召开了青年活动分子会议和妇女工作会议,以加强当时比较薄弱地区的群众工作和全区比较薄弱的妇女工作。

  这一时期宁绍特委加强了杭州湾北岸和定海沦陷区建立武装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加强了对国统区地方部队的工作,通过群众团体动员和组织适龄青年志愿参军,在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中建立自卫队、土枪、梭镖队等半武装组织,并对他们进行游击战教育。金衢特委加强了国民党地方团队中的统战工作,并在金华、武义等县的地方军队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发展了一些共产党员;在金华和各地邮电系统中建立党的工作,通过它掌握当时省内的军事、政治、社会情况,也对各地党组织传递有关信息。

  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两特委均积极开展对中下层统战对象的工作,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贯彻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顽固分子的统战工作方针。在政治磨擦事件中,努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在国民党政权、军队和上层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努力做到:“不暴露、不突出、不刺激”,埋头工作,长期坚持,争取胜利。

  这一时期两特区均加强了党的建设。建立了兰溪、义乌、江山、宁波、余姚、诸暨、嵊县等中心县委,以照顾和加强其附近县份党组织的各项工作指导。全区党组织实行以巩固为主,巩固重于发展、质量重于数量的方针。严密党的组织,严格区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禁止做秘密工作的党员进出政府机构和群众团体,做公开工作的党员进出党的秘密机关。切断党组织之间和不属于同一小组的党员之间横的关系,对部分党员实行单线联系。强调党员的社会职业掩护,调动一部分面目较红的干部异地工作,停止了一些动摇分子的组织关系。

  总之,在省党代大会以后,我们在省委的领导下在群众运动、武装工作、统一战线工作、文化工作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党的组织也得到巩固和发展。到1939年底金衢地区党员发展到1700多人,宁绍地区的党员发展到2000余人。

  1939年10月省委通知各特委出席“七大”的代表到金华的省委秘密联络点集中,我们奉命按时到达。10月中旬,在两位新四军干部的掩护下,我们均化装成新四军的干部和战士,由刘英书记亲自率领,从金华出发乘车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即中共中央东南局)报到,以便转赴延安参加“七大”。我们在军部待命一月有余,到11月底,东南局书记项英向刘英传达了中央的电令,大意是: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内政局恶化,要刘英不去延安,回浙江继续领导浙江党和人民,坚持斗争。刘英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安危,愉快地接受了党中央赋予的重任。经与东南局商定,刘英率张麒麟、郑丹甫、杨思一等三位特委书记回浙江坚持工作,指定林一心负责率林辉山、孙绍奎、刘发羡、谢廷斋一行5人去延安参加会议。12月上旬,我们5人在云岭军部同刘英等互道珍重,依依话别。不料这竟成为我们同刘英、张麒麟同志的永别!

  1940年1月中旬,我们浙江5位代表与南方8省区地下党组织的代表们一起,从东南局出发,经过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偷越过无数道敌人的封锁线,长途跋涉,于1940年12月16日才安全到达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又经过4年多在中央党校的学习与等待,于1945年4月至6月代表浙江党参加了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浙江省第一次党代大会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原载《光辉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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