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道德

　　我这辈子很幸运，因为我选了人民教师这份崇高的职业。1959年入夏，我毕业于杭州师院。毕业分配是顺理成章的事，什么招聘笔试、面试、政审、体检、录取等等诸多环节都归零。自个儿从杭城直接带着组织介绍信与个人档案跑到县文教局报到，即进入了“待分配”时间。

　　放飞一下心情吧，我像小鸟一样刚出笼。老家萧江太偏僻也太穷了，干脆待在县城小姨家疯上几天吧。可是大约不到半个月，一位平中老同学碰上了，他匆匆忙忙告诉我，“阿德你还在这里呆着，你分配到平阳师范了。连寝室都安排停当了，就在“通福门”下面的东岳观里面。门口都挂上你名字了!”真的，你没搞错吧？那一刻我怎么说呢？真所谓“漫卷诗书喜欲狂”我终于当老师了！第一件事先给家里人报个喜讯，然后就徒步回老家了。

　　当时平师的硬件是差了些。吃住在东岳观，上课要到平中。这种两地“走教式”的教学条件我倒一点也不烦心，因为我出生于农家，再说平中是我初中时代的母校，我曾在此接受过许多恩师的沐浴。特别是班主任胡孙通老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我与萧江的另一位同学由于家里粮食接济不上而自己在“外寺”搭灶煮马铃薯充饥的事。他十分同情我，决定从初中第三个学期开始，就给了我班里最高的助学金。这种急人之困的善举，我怎能不铭记于心？而且这事也见证了为师者职业的崇高。是啊，如今我的身份不也升华为老师吗？每天我从东岳观起步，从那儿走到平中沿途有条潺潺流淌的小溪，每天缘溪而行，再绕过老平阳县小，聆听小孩子琅琅读书声，于是我的心也随之徜徉激荡，浮想联翩…….

　　既然站定了三尺讲台，“传道、授业与解惑”,就是我毕生的追求与坚守。我在第一学期报到不久，就与同寝室的陈时中老师去当时昆阳的兄弟照相馆拍了张合影，并且在上面题了字：“把青春献给培养人的劳动”，这就是我初涉人世时的初心。

　　当时刚满21岁的我，应该是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年华。但是论学历，大学只念了两年中文专科，旋即被推上了为人师表的中师讲坛，并且当年就当班主任。学生与老师的年龄不相上下，甚至有几位“调干生”(从民办教师中招来的)年纪比我大。个子比我高，而且有很强的求知欲，你说我能不“亚历山大”吗？记得一次中餐开饭时，我照例挤在教工队伍中排队。刚好轮到我了，厨工阿顺老师把我往旁边一推，说：“这是教工食堂，你们学生餐厅在那边。”我急了，幸好后面的陈奎禄老师赶忙出来替我打圆场：“不，这位是新来的老师。”真是的，不就是我的个子矮了点吗？你干嘛不看我胸前佩戴的“红校徽”呢？

　　说起上课，我当时更专注的是认认真真备课，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素质。每每深夜12点之后，才是我思考备课的最佳时段。有一次学校工会举行教案展览，工会主席蔡启东老师把我写的第一堂课教案摆在前面显耀的位置上。据说是因为写了12张备课纸而大受青睐。这教案开头连“同学们好”都没落下。后来想想也好笑，这不就是“课堂宣言”吗？怎么称得上是优秀教案呢？

　　师范是培养师资的摇篮。我知道课堂“实战”能力培养极为重要。尽管教务繁忙，我还是偷偷地跑到平中、瑞中等学校听课、拜师，时常带学生到附近的“县小”听课，自己也在那边上过示范课。当时撰写的作文教学论文入选《浙江省语文教学经验汇编》。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的成才都能时来运转。我初为人师就遇到时运不济。那60年代初正是国家困难时期，物资供应匮乏的厄运关顾了我的生涯。每月供应28斤大米填不饱肚腹，每月35元工资还得上交老父亲11元。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勒紧裤带闹革命”。在平师我们还组织学生到万全垟去捞荷花根充饥，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每天上半山庵建校劳动。劳动课基上排在每天下午，由老师带队，每班学生轮流挑石块上山。记得当时有首校歌叫做“小扁担，三尺三，英雄大闹半山庵”。我想，连肚皮都没撑饱，这“大闹”还有力气吗？可最苦的还是那一届学生啊！我感同身受，深深的同情他们的不幸。那时候食堂是蒸饭制，师生们自备饭盒或饭罐(瓷质)自己洗米蒸饭。由于吃不饱，食堂经常发生偷吃别人盒饭的现象。有的师生因为饭被偷吃而只能空着肚子参加劳动。历历往事真是不堪回首。

　　怀揣着“身正学高”的执着探索，这三尺讲台我一站就是40个春秋。经历过生活的困境，工作的压力，守望的窘迫，追梦的苦辣，我用一片热忱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职业”的光环。如今已是“尘嚣染鬓华，儿孙绕双膝”的年龄。我时常静下心来，遥望满树芳华、桃李成蹊的广甸，甚是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