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孝平

　　前不久，平阳县迎来了民政部“千年古县”评估组初评。会上，专家组成员对于地名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开发、转化及成果利用，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其言殷殷，字字走心，令我浮想联翩。

　　老地名是一种文化资源，是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任何一个老地名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漫长积淀的过程，凝聚着民众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它是有独特魅力的。这一点，我一直深信不疑。

　　对于一个从小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的人，如我，天安门早已是我血液里的元素了。四十年前，从初中地理课本上认识了珠穆朗玛峰，每当有人言及青藏高原，我的脑海里自然浮现出连绵的巍巍雪山。在1984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张明敏那情真意切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拨动了无数炎黄子孙的心弦。从此，在我的心灵广场上，刻录着一曲《我的中国心》。1998年暑期，我有意无意之中走进安徽省桐城市的六尺巷，打那时起，一封简短的“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存，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书，一直萦绕在我的耳际。这就是老地名的震撼力。

　　众所周知，烟雨西湖，横亘着一道千年苏堤，这苏堤背后拖着长长的东坡居士的身影，丰富了西湖的表情。西湖断桥，风雨千年，一段关于许仙和白娘子的凄美爱情故事，万古流芳。一条有画面感的五马街，贯穿古今，将温州古城的历史回放到唐宋元明清，并成为温州商业繁华的代名词。一条雅河路、汇水河路，流露着当年河网纵横的情形，激活了县治城关镇老居民的深刻印象。2015年初开通的万船大道，是一个充满历史质感的名字。它一下子就把万全镇拉回到了1735年之前，那个横屿船屯的样子，让人回溯平阳建县之源头。这就是老地名的穿透力。

　　近几年来，本人陆续撰写出版了四本书，主要是关于水头、关于北港的文化散文系列。每本书一旦四外派送，便应者云集。令我始料未及的是，一些侨居海外的父老乡亲纷纷通过微博、微信求书，“我从小是在隔岸溪玩大的”“我的老家在中街”“我是全昇内人”“我是后街八角井人”“我是上街白益大人”，不一而足。“书中的这一串老地名，让远方游子想家想得紧呐！”这是他们的共同心声。这就是老地名的亲和力。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形态、道路格局日新月异。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新老地名的交替。但是，地名交替，地域文化不能“失忆”。或缺了城镇人文符号的承载体，沧桑感便流失了，记忆将无处安放，苍白得一如婴儿。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当前，社会上对地名文化还缺乏一些理性认知，对老地名的保护意识比较淡薄，特别是在老城改造、城中村改造的蜕变中，尚存在随意更改或者废止老地名的现象。眼下，个别地方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过度的商业化运作，致使一些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老建筑被鲸吞，一些蕴涵悠久乡俗民风的街巷里弄被蚕食。一些房开企业为了商业宣传之需，好大喜功，动辄以“国际”“中央”“王府”“巴黎”给住宅小区冠名，貌似“高大上”，其实，缺失了精神内核。那些原住户被回迁安置到新小区里，原住民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传统文化随之出现断裂，乡愁被无情割断。这种漠视老地名的行为，必将造成对地域文化的极大伤害。

　　2012年底出台的《浙江省地名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涉及的地理实体拆除重建或者迁移，重新命名应优先使用原地名。对于一些能体现本城镇历史底蕴却已不复存在的老地名，民政部门鼓励在原址上新建的建筑或道路沿用老地名。譬如，万船大道就是一个经典案例。新修订的《温州市地名管理办法》明确指出，不是所有的楼盘都有资格叫“花园”。同时，规范住宅小区、建筑物的命名，促使城镇地名回归传统价值。新扩建道路、新建住宅区、建筑物，应穷尽可能沿用、移植有历史内涵的原地名。譬如，昆阳镇的状元路就以另一种形式，成功地再现那段消失的美好记忆,通达城镇历史的深处。

　　作为一个有深厚乡土情结的人,虽“处江湖之远”，亦有隐忧。比如,塘沽路作为鳌江老城镇的一条核心老街，是百年商埠鳌江的最后一个缩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老城改造中，但愿人们依然看得见塘沽。那条长不足百米、宽不过三米的宁波路，是水头镇唯一以城市之名来命名的道路。在将来的城中村改造中，但愿其能依然存活。因为，这一个老地名是印证清乾嘉时期水头商埠繁荣的最后一道注解。

　　当代青年作家冉云飞在《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一书里说到：“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有故乡而又不幸遭遇人为的失去，这是一种双重的不幸。”为了不给明天留下遗憾，祈望平阳大地上这些有根的老地名，不会被任意连根拔起，被机械地“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