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骋

　　今年是先贤刘绍宽(1867—1942)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他是平阳县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是教育家。作为近代温州首批“睁眼看世界”的传统学者，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教育如何转型，与世界接轨，刘绍宽办学经验和教育思想值得今天继承和发扬。如当下提倡读经，读经典著作，全面复兴传统文化，让我们回顾先贤们走过的路，“温故知新”，更好地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败之后，受此刺激，全国上下都在思变，都在讲时务，如开铁路，创邮局，开矿务等，设学堂也是其中的一项。直到戊戌变法(1898年)，朝庭才正式颁布改书院为学堂，全国兴办，京城有京师大学堂(其章程由梁启超拟定)，县一级至少要办一所县学堂。从此学堂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

　　温州官办学堂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就是温州府学堂，从中山书院改过来，同年瑞安、平阳、乐清先后兴办，都是中学堂。由于当时经验不足，无章可循，很多学生都是从书院转来，程度参差不齐，师资奇缺，如英语、音乐等教师很少。教材也没有，教师只得自己亲自动手编。尤其是学校的章程如何编定，显得更为逼切。当时很多学堂办学成效不是很好，需要整顿改革，没办学堂的地方需要创办。

　　

刘绍宽画像

　　

　　刘绍宽从二十岁就开始授徒，对于如何教育年幼的学生经验丰富，如要不要背诵，或者读过就算，相当矛盾。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日记中写道：“因思小儿读书，断不可令生机苦窘。小时从项雨农师，终日嗃嗃，颇为所苦。雨师近亦自悔教子及徒一味拊循经书，但令读过，不令背诵，此又不可，更不若昔日之严于课诵，犹有所得。”因此他后来从事教育工作，都能照顾到学生的心理、生理特征，做到身心兼顾，全面发展。

　　戊戌变法那年，他刚好进京应拔贡朝考，同时拜见任京官的同乡黄绍箕、徐定超等，亲身体会当时新政实施的情况。而且来回都经过当时远东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当时上海是维新启蒙运动的“大本营”。此年日记说：“午后至昌言报馆，旋至算学报馆，少坐。回，晤宋燕生先生，为蒙学报馆叶浩吾于沪上创设速成教习学堂，延请陈介石先生掌教，以书来属转致。其章程一遵日本，精当之至。据云书坊所刻日本学校章程粗得大致，谬误尚多，此章程由叶专向日本访得。”

　　他任平阳龙湖书院山长不久，书院就改为县学堂，照理可以转过来任校长，但他谦让，自己负责具体事务，由当时大绅士陈筱垞任堂长，训导吴承志任监督(即校长)。吴承志出自杭州诂经精舍，是俞樾的得意门生，属于当时全国第一流学者，其学术造诣可以与瑞安孙诒让相颉颃。他来平阳任训导，以诂经精舍的教学方法训练刘绍宽他们，因此学风丕变。县学堂设在坡南汇头的地方，第一天开学，吴承志给学生们讲解《论语》最前面的两节(古人说是“章”)，即“子曰学而时习之”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两节，《厚庄日记》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廿五日：“本日开堂，胡大令亲来，先谒圣，次教习，次总理司事，次学生。胡令乃拜教习，教习回拜，学生进拜教习。礼毕，胡令去。监督吴广文师来说‘学而’首两章，言孔教纲领不外乎此。”胡大令即当时县令胡为和，“谒圣”即拜谒孔子像。在县学堂里，他结合自己亲身的体会，撰写了几篇《研究教育杂话》，录在日记里。他主张要重视国民教育，培养国民资格，不能有利禄之心，要把这作为教育的方针。

　　“师夷长技以制夷”，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厚庄偕县学堂同事陈子蕃(南雁坎头人)随着当时到日本看西方世界的潮流而东渡，考察学务，找差距，学经验。此行共历时七十天，考察了各种学校，有大学、师范、女子、工业、盲哑等，归来撰成《东瀛观学记》一书，由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作序，大加赞赏，说：“于管理之方，教科之册，无不采彼之长，以裨吾阙，其论之精，与《周官经》、大小戴《记》多相符合，信不刊之作也。”《周官经》即《周礼》。他还把日本办学的方法“遍语其乡人”，没几个月，平阳仅江南就创办了十四所蒙学堂(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孙诒让说瑞安学务因此落后于平阳。

　　《厚庄日记》此部分与《东瀛观学记》有些不同的地方，《观学记》详细。如八月二十八日，参观下谷区林町职工学校，“校长今景彦说：‘本校之目的，在养独立之精神，就自治之技艺也。’二语可味。”刻本《观学记》在引了校长此句话后的评语是“二语大可味”，多了个“大”字，轻重就不一样。职工学校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职业学校，也提倡“独立之精神”，耐人寻味，可能有利于创新。

　　

　　

　　光绪三十二年(1906)，厚庄在京官徐定超、黄绍箕及陈介石、孙诒让等力荐下，离开温处学务总汇处，出任温州府中学堂校长，面临的那就是如何整顿学堂的艰巨任务。他参考学校的章程，制定了《温州府官立中学堂暂定章程》，使办学有章可循。如何修缮校舍、聘请师资、编写教材等，日记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宣统元年(1909)，他同时任温州中学堂和温州师范学堂的修身课、经课外，还亲自编写《周礼》讲义，作为学生读经的教材。“上特班经课《大司徒》”，“特班经课《司市》《质人》《廛人》《贾师》”，这些都是《周礼》中的篇目。《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是孙诒让的两大名著，分别从制度和器物两个层面研究“三代”，近代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良法美意，我们“古已有之”，大有西方“文艺复兴”的精神。刘绍宽在中学堂讲《周礼》，可能也有他的现实关怀。孙诒让在《学务平议·学务本议四条》其二《保国粹》说：“有爱国之精神者，必宝持其国自古以来相传之经典文字。”并结合历史上有名的读书方法，对中、小学生如何阅读传统经典著作，提出了具体而详细的办法。刘绍宽融会旧学与新知，秉承教育家孙诒让的“衣钵”，实为极具有爱国之精神者。

　　刘绍宽除了想方设法聘请各地名师来温中任教外，还在自己学校毕业生中物色人材。宣统元年毕业的最优等生有任宏中、潘云路、陈闳恕三人，中学毕业，又留在中学教书，“发缮任公衡(宏中)、陈叔平(闳恕)关约”(即聘书)，刘绍宽聘请他们留校任教。陈叔平教数学，名师出高徒，苏步青、李锐夫、谷超豪等数学家都是陈的学生，从而使温州成为“数学家摇篮”。之前在县学堂办学的经验和到日本考察学务的阅历，丰富了他的教育思相，革故鼎新，终于使府中学堂成为全省的名校，从而造就出了一大批温州近现代杰出人物。

　　民国元年(1912)，他辞去校长的职务，在日记中说：“开学后，有新辈私议学校亦须革命者，余力请辞职。”他写了《壬子四月辞中学校长之职留别六首》诗，其一《别同事》曰：“瓯骆弦歌地，骎骎六载留。冥行嗟擿埴，涉险赖同舟。绝学开新径，颓波挽倒流。育才吾党事，岂为稻粮谋？”擿埴，指盲人用竹杖点地，暗中摸索前进(“冥行”)。最后两句说他们从事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不是为自己谋私利。其二《别全校学生》曰：“荏苒驹光过，频年共起居。晨钟推枕候，夜漏息灯初。不尽相依感，何堪一别馀！大难来日事，后望莫辜予。”写得很感人。民国六年(1917)，他还出任温中校长一次，时间只有1年3个月，那时学校已改名浙江省第十中学校。

　　民国4年(1915)，刘绍宽任平阳县教育会会长，创刊、编辑《教育杂志》，自己也撰稿，“著《教育杂志》数则”，“作《教育杂志》论说两篇”，阐述自己关于教育的心得体会。晚年他还关心读经的问题，民国22年(1933)，他在日记中说：“至商务印书馆，朱廉青谈现在教科书之谬，出示读经广告，曾于星期请教员教四子书。此等事，余未能行，甚愧之。”民国24年(1935)，他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第五期读经专号，共有全国七十三位专家学者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梁启超在《学校读经问题》一文中说读经是一个“宿题”(即旧题，至今还是“宿题”)，自己开始认为经很难读，主张不读，后来又发现经书不可不读，关键是如何编好教材，也许孙诒让、刘绍宽的方法可行。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百年大计。梁启超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刘绍宽是教育家，由教育家来办教育，成就杰出，是温州近代教育兴起的主要倡导者和参与者之一，因此《厚庄日记》中很多内容可当作初期的温州教育史料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