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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事文章老未休 —古文家刘绍宽与他的弟子张鹏翼先生

2017年11月20日 11:11:21 来源:平阳新闻网

  陈 骋

  刘绍宽是近代温州著名的教育家、诗人,在经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但他同时是一位著名的古文家。其古文创作在近代温州无人能出其右,所以说他是温州“旧文学的殿军”(蔡元培评李慈铭语),是温州旧文学的“龙头”。

  

  

  古文又称“古文辞”,与六朝以来的骈骊文相区别,也可以称“散文”。古文创作,在我国文学史上大概有几个高峰时期,如先秦诸子散文、两汉班马、唐宋八大家等。至清代中叶,安徽桐城姚鼐私淑同乡先辈方苞的弟子刘大櫆,认为方苞的古文是继承了明代归有光,是从唐宋八大家而来,从而桐城派古文风靡天下,被奉为古文正宗,独领风骚两百多年,后由曾国藩开创的湘乡派所取代。姚鼐编有《古文辞类纂》,其后又有王先谦、黎庶昌编的《续古文辞类纂》两种,影响深远。

  

  

  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厚庄最早学的应该是应试用的八股文、试帖诗。他在原平阳江南张家堡杨家长大,当时张家堡可以说江南的文化中心,先后出过杨慕皋、杨慕侃、杨悌三位举人,厚庄是拔贡,相当于举人,他深受杨家学术氛围的熏陶,而杨家与瑞安孙家很渊源,他们互相切磋。《厚庄日记》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廿六日中说:“论时文者曰‘清真雅正’,‘真’字尤要。非止时文,古文、诗词,总以真为主。”“时文”即八股文。《厚庄文钞》除卷一有关经学、史学考据外,卷二第一篇就是《先妣事略》,写他养母杨氏及杨家的情况,写得很“真”,从中也可看出受桐城派鼻祖归有光同题《先妣事略》的影响。桐城派倡导“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两者可以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八股文并不是一无是处,写八股文,可以锻炼作者的逻辑思维能力,现在对八股文的评价有点好转,接近中肯。

  

  

  《厚庄日记》光绪十五年四月十九日记道:“孙蕖田学士锵鸣谓顾亭林真通儒,后儒惟曾涤生可与比并。《续古文辞类纂》,惟曾文最佳,梅伯言已远不逮。曾学最实,其政书上而达官,下而布衣,皆抒写其胸中所得,全无些少意见……此友人子誾所说。”这是慕侃从瑞安孙锵鸣处亲承謦欬得来的古文观点,转述于表兄刘绍宽。慕侃即子誾,擅写古文,杨悌在《故伯兄子誾府君传略》中说:“从瑞安金遯斋游,得孙太仆传录归、方《史记评本》,讽诵不去手,尽得其为文章关键。”

  厚庄自己古文创作,除学当时流行的桐城派等外,也学宋代永嘉学派陈傅良、叶适的古文,上溯唐宋、西汉、先秦,更不用说曾国藩开创的湘乡派。1937年,厚庄因准备再续写《文章称谓》稿,将《续古文辞类纂》一篇篇读过,并且做了札记。1938年,他还专门读了《古文辞类纂》中的墓志铭类文章。同年10月28日,《日记》中说:“钱基博谓《古文辞类纂》有三本。”然后逐一介绍。其实《古文辞类纂》评点本对写作很有用。此段日记最后说:“桐城弟子以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四人为最。曾文正自成湘乡派,门弟子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亦如姚氏之四大弟子。以上皆钱基博之言也。”1940年,厚庄七十四岁了,还在温习归有光的文章,《日记》11月5日道:“昨从蔡孟平处借来归震川集志铭类阅之。”并且阅后抄写并撰《震川墓志举例》书稿。

  庄教学生古文,也是从桐城派、唐宋八大家开始。《厚庄日记》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初七日:“诸生说经书,讲时文外,史,阅《通鉴辑览》;古文,唐宋八家及《古文辞类纂》;诗,《文选》、唐诗。”光绪三十二年(1906),厚庄到温州的温处学务分拜访孙诒让,“于孙丈处见归选《古文举例》,颇可为中学国文课本”,“归选”即归有光选。后来不在教育界了,他还经常给跟在自己身边读书的学生讲古文。厚庄对《庄子》非常熟悉,也可能缘于曾国藩对《庄子》里的文章推崇备至,这也影响了后来著名的书法家张鹏翼,因为《庄子》是先秦时期最好的文章,是我国文学的源头,如西方的《圣经》一样。

  厚庄古文大部分都收在《厚庄文钞》三卷、《厚庄诗文续集》中文六卷、文外两卷中,民国时期温州很多掌故可以在里面找到。因为擅写古文,温州很多人慕名请他写寿序、墓志铭等,润笔收入也不错,而这些寿序、墓志铭等就是一篇篇人物传。厚庄古文各体兼备,记传序跋,志铭寿序等,无不恰如其分,精炼雅洁,正如黄宗羲在《作文三戒》中所说的“铭必应法,寿必相亲;诔视可哀,序视可存”。如《续集》卷六中有《记锦屏峰》一文,短短两百多字,写得曲折有致,富有哲理,非常简洁。

  刘厚庄晚年有一位经常和他讨论古文的弟子,那就是后来成为著名书法家张鹏翼,当时张鹏翼随他学古文、诗。张氏有首诗道:“少事文章老未休,苦心煞费灭刚柔。最难叨契两师友,前有龙头后虎头。”注云:“生平师友最相契者,前有厚庄师,后有钵水翁,故云。”“老未休”,鹏翁晚年在县图书馆古籍部工作,据说读得最多的是先秦《庄子》,他的名字也是出自《庄子·逍遥游》第一段:“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龙头”指厚庄,“虎头”指苏渊雷。古文也讲刚柔,如太极拳,如书法,最好刚柔相济,刚健又有婀娜。桐城派偏柔,曾国藩救之以刚。《厚庄日记》1936年12月15日:“蔡孟平、邱鸣初以《吴烈啸哀輓》来乞阅正,张鹏翼以僧式崇诗序及《黄百川四十寿序》见示,皆佳,雅近桐城文字。”在平阳,除了张鹏翼,厚庄得意门生还有蔡孟平、邱鸣初等,据说也有“四大弟子”。

  有次他们讨论古文详略的问题,师生末契,“彼此恍然”,《厚庄日记》1938年10月14日:“午后至张鹏翼处小坐。鹏翼顷阅《续古文辞类纂》,言吴南屏其父行状甚详,而梅伯言为作墓志铭甚简括。余为言吴挚甫撰其父母甚悉,而张廉卿为作寿序,只撮其纲要数语。王荆公为丁元珍墓志铭,而欧阳公为作墓表,全不相袭。韩文《柳子厚罗池庙碑》,叙柳政绩,与《子厚墓志铭》全不相袭,可知古人立言之法。鹏翼因举顾亭林言古人之文,一集之中,亦无冗复。且称人之善,见于祭文,则不复见于志。见于志,则不复见于他文(复之),人读全集,可以互见也。又有互见于他人之文者,如欧阳公作《师鲁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师鲁始,以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见,不必重出。盖欧阳公自信己与范公文並可传于后世也,亦可见古人之重爱其言也。彼此恍然,可得学问相长之益。”

  杨悌在《紫霞山馆记》中说:“朋翼从厚庄刘先生游,治古文辞,讲求义法,自韩欧曾王,以至归方姚梅诸家,皆诵读而模拟之,以求合乎古。”可见张鹏翼的古文也是学桐城派,可惜他的古文作品没有保存下来。张鹏翼在书法方面大器晚成,运用鸡毛笔,奇崛古拙,如司马迁、韩愈的古文一样,这与他早期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训练有关。他向初学书者专拈出一个“清”字,可能源自桐城派古文,因为桐城文字讲究“雅洁”,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说:“夫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

  1941年,就在逝世前的一年,厚庄读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感慨系之,因为李氏说读了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文集,名家没有几位,尤其叙事的文章“不特无识力,能知剪裁者十不一二”。不会“剪裁”,就是说无桐城派“义法”中的“法”字,言之无序,没有章法,不合逻辑。他说读了越缦的话,“益惶然,故于鹏翼之学文,尚望其出广交游,多所闻见,多所请益,方能有成,吾平太僻陋,学恐难成,余不足为师也”,非常谦抑。西汉司马迁年轻时遍游大江南北,后来写《史记》,气魄大,就有过人的识力,又有如曾国藩所说的古文阳刚之美,雄直怪丽,气象万千。

  刘厚庄在《答颜次周书》中说:“顾诸生所求者文也,所缺者学也,文也者根学而出。”只求藻采、文法,是“误于速化之说”。他说:“古今之善言为文者,莫如昌黎韩子,其言曰养其根,竢其实,加其膏,希其光。其致功在读书养气。而于为文,则惟曰陈言务去,曰醇而后肆。”要“读书养气”,“表里交致”,作文才能有大成。厚庄在《答颜书》这篇书信里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自己对古文创作的真知灼见。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随着新文学的兴起,作为旧文学中的古文因为失去实用性等原因,“不合时宜”,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即使张鹏翼先生他们学成了屠龙技,也无所用处。但是,对写作者来说,不管新、旧文学,其原理是相通的,新的需要继承旧的,才能更好地创新。

网络编辑:雷鹏

少事文章老未休 —古文家刘绍宽与他的弟子张鹏翼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