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孝平

　　

　　

　　当东方那一轮清新如炬的火球，像个刚过门的新媳妇,羞答答地从凤山头上探出了脸儿，凤卧集镇便沐浴在金色的朝阳中。凤卧位于平阳县西北一隅，境内山高林密，凤山、仑头山、樟垟山、冠尖山、白尖山、大头尖山、顶贡尖山、马头岗山、龟龙背山……这连绵的刀山剑树，纵横的幽涧深壑，俨然一道道天然的屏障，渲染着一份神秘的意境，守护着一方山乡的安宁。

　　这是一块英雄的土地。穿越八十个春秋往回走，循着当年那一道道遍布腥风血雨的山道前行，一部彪炳千秋的红色经典正在凤卧大地上徐徐铺展。翻开抗战史册，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向我们大踏步走来，粟裕在水尾宫誓师大会上的铿锵誓言，抗日救亡的号角，依稀在凤卧盆地上回响；翻开中共党史，刘英在省“一大”会议上那气势磅礴的话语，还有那喷薄欲出的激情，仍然真切可感。八十里凤卧，曾经千山鼓角鸣，这里的山山水水，孕育了革命的星星之火；这里的一草一木，溅洒过革命烈士的殷殷鲜血；这里的老百姓心中，永驻着被国民党屈辱、鞭打的记忆。这就是“浙南红都”凤卧的梗概。

　　今天，我又一次踏上这一块革命圣地，同一拨拨生长在红旗下的后来者一样，重温着信仰的力量，接受一份精神洗礼。同时，我渴望在凤翱山水间回放的黑白电影中，寻觅那一点一点潜藏在泥土里的光芒，去品读红都凤卧的细节，让那一份庄重、敬仰之情，在心空冉冉升腾……

　　襁褓中的一声啼哭

　　1941年8月开始，国民党又发动了新一轮反共高潮，温州督察专员张宝琛调集大量军队，坐镇平阳北港“督剿”，到处武装搜山清乡，中共浙南特委被迫撤离了凤卧。时地下党员陈惠民(吴毓烈士之妻)因刚刚分娩，女儿吴苏英出生才三天，只好滞留于玉青岩村。一天午后，当发现有数百名顽军向玉青岩直扑过来的时候，当地的交通员池步庆快速抱起婴儿，带领陈惠民躲到邻近的轩头村村民朱国善家里。当时朱国善的妻子施氏刚出生不到六天的女儿，不幸夭折，正沉浸在悲伤之中。施氏见池步庆两人抱着不断啼哭的婴儿匆匆而来，立马接过孩子，把陈、池二人带到她家楼上，用焙茶叶的大竹箩掩藏严实后，又赶紧抱起吴苏英到楼下喂奶，婴儿的哭声止了。说时迟那时快，一队顽军随即闯进来，将朱家前门后院团团包围。敌首凶神恶煞般对朱家人进行盘问、恐吓：“有没有看见两个共匪抱着一个小孩？”、“这个孩子是谁家的？”施氏一边安然地给婴儿喂奶，一边说：“这是我刚出生的孩子”，朱家夫妇对“窝藏”之事守口如瓶。傍晚时分，敌军撤离山村，陈惠民一行人虎口脱险。当夜陈惠民决定转移，若怀抱女儿恐暴露目标，只好把孩子托付给朱家哺育。吴苏英在轩头村生活的日子，朱国善夫妇视为己出，关怀备至。直到1954年5月，陈惠民把孩子接回北京求学，至此孩子的身世才真相大白。后来担任中国农科院品种资源所研究员的吴苏英，一直视朱家为娘家，一直与朱家人书信不断，也曾不远千里多次回到故土凤卧省亲。

　　稀饭做成了猪食

　　冠尖山上有一座新建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的五开间二层木楼，四周林深草密，当地人俗称“新楼”，屋主是郑永暖。郑永暖读过私塾，思想进步，拥护革命，这座“新楼”便成为地下党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1939年7月，浙江省第一次党代会就在“新楼”召开。1941年8月9日，郑海啸(乡人昵称“老海”)率中共平阳县委机关十八位同志在“新楼”借宿，因有反动分子告密，驻扎在水头、腾蛟的顽军三百多人，分五路合围冠尖村。清晨，同志们刚起床，郑家五媳妇黄芳兰正在镬灶间忙碌着，一锅烧着同志们的稀饭，一锅煮着猪食，华业都同志在放哨。只见郑永暖的侄儿年方十五岁的郑志朗，慌里慌张地从岭下跑上来，急切地说：“老海哥，山脚新厝正在抓人，黑压压都是兵，山间路口都有枪……”。此境遇敌众我寡，硬拼不是办法，老海立马带领同志们紧急沿着屋前的坑沟向下攀爬穿插。这一道坑沟掩映在杂树丛里，那齐腰深的葳蕤野草甚是隐蔽。当最后一个同志钻入坑沟埋伏的时候，大批的顽军蜂拥蹿进“新楼”庭院。就在老海一行人匆忙撤离的同时，机智的黄芳兰快速把同志们遗落的小物件收藏妥当，把老海同志落下的专用拐杖刀插进烟囱架子里，同时在同志们还来不及吃的稀饭里，倒入许多番薯藤叶，把一大锅的稀饭拨弄成了猪食，让顽军找不到破绽。顽军气急败坏地掐住黄芳兰的脖子，逼问：“土匪在哪？”她一口咬定：“不知道！”不死心的顽军又对全村大小房子展开拉网式搜查，折腾大半天，最终一无所获，便悻悻而去。老海一行自“新楼”突围，迂回到坑底宫周围的密林里潜伏，当夜成功转移。

　　一张珍藏68年的收条

　　1949年的初春，天出奇的冷，人们在风雨如磐的日子里煎熬着。尽管乡民长年累月牛一样地劳作，面对苛捐杂税，到头来还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是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这是解放前夕，老百姓苦，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极端困难。战士们钻山沟宿岩洞，有吃一点番薯丝干是一天，有时没有干粮充饥只得硬撑着。话说吴潭桥南山村民周定山，世代务农，一家九口仅靠四亩多的薄田来维持生计。为了筹措儿子婚事的资金，一家老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背地里用心积攒粮食。周定山是一个开明的农民，他一向同情支持革命。当他获悉山上的革命者经常要忍饥挨饿的时候，他做通家人的思想，毅然决然把全家省吃俭用的口粮900斤稻谷，资助给游击队作军粮，而不图任何回报。三月初八日，夜色苍茫里，一队游击战士悄悄摸进周家后院，在周定山父子的接应下，迅速将白花花的大米装袋，扎紧，上肩，然后大步流星地向山道跃进。粮食的补给，使中共平阳县党组织和平西游击队度过了黎明前的难关。时光荏苒，六十八个年头过去了，当年由党组织代表周开吾出具的收条，那一撇一捺，力透纸背，镌刻着曾经的峥嵘岁月。这一张条子，四代传承，是周家人激励善举的传家宝，至今仍珍藏在其曾孙周绪同家里。尽管这张条子有些发黄了，起皱了，但其中流露着的那一个暖心的故事，将历久弥新。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老百姓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窝藏共匪者杀”、“私通共匪者杀”、“资助共匪者杀”……国民党当局到处张贴的告示，并没有动摇老区群众支持革命的信念。当年私底下为革命者站岗放哨，腾房搭铺，送粮送衣，还有抚养烈士子女的感人事例，在凤卧山区不胜枚举。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传奇，朱国善夫妇用羸弱的双手托起了生命的脊梁，诠释着责任的重量；黄芳兰处变不惊，朴素中迸发出了智慧的亮度；周定山“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彰显着正义的力量。

　　平凡与伟大可以画上等号，普通和崇高能够融为一体，这是朱国善夫妇、黄芳兰、周定山，还有许许多多无名英雄给我们的结论。他们虽然都已长眠于这一片大山，但是凤卧乡民的口碑在，他们冒死演绎的精彩一幕并不会被雨打风吹去。他们是巍巍丰碑的基石，是大山上挺立着的一棵棵树，抑或迎接新曙光的一座座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