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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新四军老战士杨力航:峥嵘岁月家国情

2017年08月16日 16:13:22 来源:平阳新闻网

  本网记者 林子婧/文 陈培勇/摄 编辑 吴赛露

  

  

  杨力航,1925年出生,正师级离休军人,平阳鳌江人(原籍现龙港镇杨家宅村人,后随父母迁居鳌江镇)。1938年参加中共地下党活动,1940年在鳌江雁门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秋与宋廷铭一起奔赴苏北参加新四军第一师。

  解放战争时期,杨力航任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教导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总后高级步兵学校宣传科科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科长、副处长,贵州省安顺军分区政委兼中共安顺地委副书记、书记,贵州省委委员,昆明军区陆军14军政治部主任,石家庄高级陆军学院政治部副主任、训练部副部长。

  1956年杨力航被授予上校军衔,并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79年参加对越南自卫反击战,1988年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奖章。

  

  

  92岁的杨力航个子不高,身材瘦削,目光炯炯有神,一身正气让人肃然起敬。他不仅参加过抗日战争,还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军服上的战争纪念章见证了他的光辉岁月。

  

  

  1938年,杨力航在平阳临时中学读了半年初中后,便到了设立在鳌江镇的《平报》社当了一名练习生,日常担任发行员、译电员等工作。“《平阳日报》和后来的《平报》是中共浙南特委秘密领导的公开报社。在报社工作期间,我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受到了进步思想的教育。”谈起那段年少时光,杨力航老人很是感慨。

  1940年3月,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报社被反动当局派军警强行封闭。“我在《平报》社电讯室做译电工作,通常是上半夜睡觉、下半夜工作。那天夜里,我睡意朦胧中看到桌旁正在收抄电讯的报务员身后站着五六个带枪的士兵,他们好奇地看着他收报。”杨力航回忆说:“后来我们陆续走出报社楼房到了寂静的街道,我们知道《平报》被封了,但谁也不知道那夜抓去了哪些人。”

  第二天,杨力航才知道,前一夜是县自卫大队一个排和公安局一些人来封报社的,抓走了主编黄藻如和会计王于东,还有当时路过报社的县委宣传部长林夫。“当时各人的行动都不自由,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全部情况,因此林夫被捕的具体情节没有人准确知晓。过了大约半个月,黄、王被保释了,林夫仍被关在狱中。”杨力航老人缓缓说道。当时《平报》社的物资器材已被国民党当局劫往县城,他们就地办了个《平阳导报》,地点在通福门内原县教育局旧址。《平阳导报》的排印车间和电讯室都由《平报》原有人员组成,杨力航也顺理成章进入了《平阳导报》社电讯室工作。时至今日,杨力航老人还依然清楚地记得一些重要的电报代码,比如“中央”“同志”。

  

  二

  1940年4月,在雁门小学秘密举行的入党仪式上,杨力航由周象元介绍入党,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由于他年纪小,大家都叫他“小鬼”。

  杨力航接受指派的第一个党内任务便是同狱中的林夫保持联系。当时的监狱就在县政府大门里面,进大门向左是男监,向右是女监。男监石墙上有个小方窗,探监的人只能在窗口同里面的人说话。小窗口里面是个小天井,天井的四面都是石墙,有一个出入口通向更里面的牢房。“我几次去都是送一些食品。我说找林夫,谎称林夫是我表哥,看守掉头就喊‘有人找林夫’,没再问第二句。我送进去的都是南货店买的干点食品,看守也没怎么认真检查,有些还是我在窗口直接递交林夫的。监狱的四面石墙是很坚固的,紧挨监狱的县政府大院两侧厢房驻有县自卫大队,它确实是个插翅难飞的樊笼。”说到这里,杨力航老人唏嘘不已,“大约在七八月份,林夫他们被押解去了上饶集中营。后来,林夫在赤石暴动中牺牲了。”

  “到前方去,奔赴抗战第一线,这是我们地下党员最向往的。”1941年夏,经过组织批准,杨力航和时任雁门小学党支部书记的宋廷铭到苏北参加新四军。一路上辗转颠沛,困难重重,费尽周折。直到10月下旬,他们才和上海交通站的同志一起,登上了去往南通的江轮。

  “江水滔滔,外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可是我们心里都紧张着,一直想着如何上岸?如何通过敌伪的封锁线?”从杨老的讲述中,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凝重紧张。他们二人手中各有一把油纸伞,伞柄中藏着组织的秘密介绍信。“当时就一个想法,什么都能丢,这两把伞死也不能丢!”

  下了码头,成功通过伪军的检查,杨、宋二人跟着上海交通站的同志一路狂奔,边上田野的庄稼掩护着他们快速前进。跑了十多里路,交通站的同志告诉他们,马上就要到抗日根据地了。“我们真的是高兴极了!紧绷了这么多天的神经终于松了下来,我们把多年来作为地下工作者闷在肚子里的这股气,都吐了出来,大口呼吸着根据地的新鲜空气……”谈起这段经历,杨力航老人的眼中迸发出了奕奕光彩,“我们又走了近八十里的山路,这一路很长,但是大家都喜不自禁,一边唱歌,一边大声说话,毫无顾忌。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难得轻松的时光啊!”

  1947年10月28日,杨力航高唱着新四军军歌,开始了人生的新征途。

  

  

  时隔几十年,每次讲述那段战斗时光,老人都有说不出的骄傲和自豪。

  “和平年代的我们,很难想象70多年前抗日战争的惨烈,到底是怎样的信念和情怀,才能使人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谱写下一首首壮烈的赞歌……”

  “那时候的我们不怕死!就想着赶快打胜仗,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杨力航说,虽然那是战争的最艰难时期,但却是他这一生中最精彩、最光荣的岁月。他说:“那时候真是拿命在拼,国恨家仇交融,日本人的武器好,但我们是拼勇敢、拼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牢记历史、了解历史,才能避免战争、保卫和平。杨力航希望后人能够记住这段历史,记住前辈的付出,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记住国家、民族和先烈的不易,记住光荣。

  

  浙南到苏北这一路

  杨力航

  这个时候(1941年8月)北上找新四军很困难了。杨忠本是上海宝隆医院医士,他说他可以在上海找地下党。我们决定先取道浙西到上海。一天夜里我悄悄回到家里整理了简单行李,向父亲要了5元钱,说上海有个无线电学校可以免费学习。最让我费神的是如何藏好刘英同志的介绍信,想了好久决定放在油纸伞的伞柄中。介绍信是两张从普通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空白纸(密写的字显不出来),一张撕了一角的是给岩寺办事处的,另一张没有撕角的是给军部的。一张纸塞在一把伞柄里,这两把伞是我们沿途最重要的物件。第二天(1941年9月1日),我们4人按事先约好的时间分头去温州集中,晚上会面时我将一把伞交给宋廷铭。大家都说我这个方法好。

  一路上,买船票、车票都由我和宋廷铭两人办理,杨忠和许布洛被国民党关押过,便待在旅馆,以防被人发现。丽水、金华是当时浙江的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我们尤其小心,都是临开车前两分钟挤上去。过了富春江和分水县(现与桐庐合并)后,决定一路步行,以节省车船费。我们有一天住在麻车埠镇上,知道鳌江的老共产党员项经川在附近堰口的“油茶棉丝管理处”工作,他是宋、许和我的小学老师,也是许去皖南新四军的介绍人,决定由许当夜找他打听信息。第二天,许与项老师一起来我们住处。项老师主张我们去安吉,找县政府秘书陈棣生,要他设法送我们去沦陷区苏州,再去上海。陈棣生也是鳌江人,当过《平报》名义上的社长,是宋廷铭大哥大学同学。

  去安吉的路不短,必须绕开杭州西边的敌占区,沿浙皖边境走。第二天黄昏我们才到安吉,安吉已经被日本飞机炸成一片废墟,县政府搬到“五峰庵”山谷里。陈棣生安排我们在招待所住下。第二天宋廷铭找他细谈,说明我们要去上海读书,要他设法送出敌我交界线,同时借点钱,由宋的父亲还给他家里。他想了很多,让我们住两天再说。两天后,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叫我们到梅溪镇找“对敌经济封锁处”的一个人,并且给了我们几十元钱。我们去梅溪镇找到人后,他说,到那边的船倒有,但说不好是哪天,还是住下再说吧。一周内去了几次都是这样,而我们钱快花光了。着急之下,我们私下向旅馆老板打听,得知从梅溪到太湖边红桥镇的夜船每隔两天就有一次,他可以替我们买到“良民证”,每人交5元钱,一周后能拿到。我们赶紧上街拍了半身照交给老板。终于在半个多月后,拿到了那个粉红布面的“良民证”,当天夜里就跟一个小伙计到河边小码头上船了。半夜,岸上有人喊停船,船头有人答应,说了几句话后继续行船,并没有人下来检查。天亮到了长兴县的红桥镇,我们不敢停留,跟着同船的人买了去苏州的船票。中午到达木渎,上来十几个汪伪军,占据了船头甲板。船到苏州阊门外停下,船管事大声叫着,要所有旅客下船,到公共码头再取行李。我们无奈下船,跟着其他旅客沿河追着船跑,一二十分钟后到了公共码头,船也刚到,但是汪伪军已经不见了。我们挤上船找到所有的行李,两把伞还在原处,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在苏州我们更不敢停留,赶去火车站买票。火车开动后有日本兵过来逐个检查旅客,两把雨伞搁在行李架上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倒是杨忠带着一个大包裹,被他们解开检查了一番。到上海北站已是早晨。杨忠领路走到山西路,一个巡捕一扬手,叫我们到路边检查行李。当天我们住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通商旅社”。晚上杨忠就去了附近的宝隆医院(今长征医院),第二天又去,终于接上了头。过了两天,来了一对穿着讲究的夫妻,一见房间里有好几个人,马上掉头出去,杨忠跟了出去。他回来后告诉我们明天晚上到十六铺上船。这时许布洛说他要在上海等候皖南逃出来的陶同志,事先有约。

  在十六铺码头,上海地下党派来的交通员领着我们三人上了船。出吴淞口溯长江上行,第二天清早抵达靖江县新港镇,交通员熟门熟路领我们进了一间小饭馆,伙计很快端上几碗面条,交通员付了钱。吃好后,交通员领我们从饭店后门出去,出门便是菜园,再走几分钟就到了镇北头的农村道路。正走着,忽听到身后有人喊,回头一看,一间中药铺柜台后面有人挥手,示意我们走左边小路。我们走了十来里,还未收割的玉米地里闪出一个持枪的战士,灰军衣虽然很旧,但精神挺好。交通员说明情况后,他很和气地问我们带有什么违禁品,我们掏出“良民证”:“只有这东西。”当天中午到了卢家庄,这是苏中军第三军分区的中心区域,打麦场上有许多穿军装的战士在操练,许多穿便衣的男女同志在忙碌着各种工作。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抬头东望西望,阳光比以往都要灿烂。当晚住在交通总站,没有床铺被褥,钻进晒干的新稻草堆中很快就睡着了。

  两个月的惊险路程结束了,我们终于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

  (景索芳整理,载自《新四军中浙南将士》)

网络编辑: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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