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作陶 谢作黎

　　我们的爷爷，已故棋王谢侠逊，与世长辞已近三十个年头了。一位热爱祖国，对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将永远受到人们的缅怀和敬仰。最近欣闻平阳县昆阳镇人民政府将于今年一月二十一日举办爱国棋王文化节，作为棋王后代，理应积极参与文化节活动，但由于身体等原因无法亲临现场，故特撰此文，聊表对主办、承办、协办单位的支持和敬意。

　　

　　

图片来源网络

　　

　　爷爷在生命的一个世纪历程中，尽毕生精力从事象棋文化事业的宣传、推广、传承、创新，报效国家，奉献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周恩来总理赞誉他是“爱国象棋家”；江泽民主席在他百岁寿辰题赠“百龄高手，永葆青春”；国家体委在1985年授予他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在其决定中写道：“谢侠逊同志一生致力发展象棋事业，精研棋艺，著书立说，热爱祖国，提携后辈，成绩卓著。为了表彰谢侠逊同志对象棋事业所做的贡献，特授予‘象棋运动荣誉奖章’”。荣誉奖章是对体育人士的最高奖赏，实为难得稀有；人民日报原副主编周瑞金先生评价说：“纵观谢公一生，棋艺和诗文始终是相互映照，同步前行，棋王而兼诗人。作为棋道高手，他横扫千军，威震四海；作为棋坛老宿，他慨当以慷，临风吟啸，诗棋浑然一体，集于一身，棋臻化境，诗有造诣，寿至百龄，实乃20世纪中华一奇才也。”

　　以下，我们从两个方面分述象棋文化的本质属性和爱国棋王的典范作用。

　　

　　一、棋子虽小，品格高尚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而象棋文化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特殊组成部分，其特殊性在于它既是国粹，又是艺术，更是一种趣味盎然的开智健体的体育运动。“棋子虽小，品格高尚”，这是古人对棋文化的评价。陈毅元帅曾以此语号召大众习棋。

　　如何解读棋子的高尚品格呢？我们以为有六：

　　第一，平等性。棋子十六对，弈棋者不分贫富贵贱，平等参与，判别胜负一视同仁，优胜劣汰，没有特权与特殊。

　　第二，平民性。一张棋盘，32个棋子，制作可因陋就简，随身携带，即使在荒山僻野，只要有对手便可席地而坐，开坪对弈。正因为象棋活动具有广泛的平民性的品格，所以数千年来备受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喜爱。不仅如此，棋子走法很多，变化无穷，不论弈者、旁观者都会全神贯注，既可开智健体，又能忘却烦恼、疲劳或病痛，有益身心健康。是一种带娱乐性的，人人都能参与的体育运动。

　　第三，整体性。整体性是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它像一根红线贯彻下棋的全过程。32个棋子组成一盘棋，各个棋子的进攻、防御、退却都有一定套路，他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局部必须服从、服务于全局。我们常说的“全国一盘棋”“弃卒保车，舍车保帅”等等，皆是象棋整体性原则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第四，辩证性。辩证思维是象棋文化的根基，棋局中的战略与战术、全局与局部、全程与阶段，通过棋子实战，处处可见辩证法的光芒。比如，一局棋分为开局、中局、残局三个阶段。开局不好必然影响到中局受压，以至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到残局就难免陷入招架防守了。开局称为战略的开端，残局则是战略的结尾，是决战阶段，也是更为重要的阶段，三个阶段的整体布局是战略，各个阶段的棋子博弈是战术，战略决定并指挥战术，战术则体现并服务于战略，两者相辅相成，步步为营，胸有成竹，展现出千姿百态的智力竞技画面，这就是象棋的艺术。

　　第五，前瞻性。高明的棋手要战胜对方，不仅需要缜密的布局，而且要有高瞻远瞩的本领，每着一步棋，要多想未来的变化，要多算几步棋子的走法，对棋局变化要有预见性，做到料事如神，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第六，严谨性。严谨是象棋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棋手的必备素质。弈者不论布局、落子，若要在博弈中取胜，一步也离不开严谨。由于棋类活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纵横驰骋，瞬息万变，而每一盘棋的博弈又呈现出多样性。棋手棋艺高低在于他的战略与战术，即构思和落子上要求弈者以严谨为前提，不下废棋，开动脑筋，深思熟虑，瞻前顾后，抓住有利时机狠、准下子方能取胜。俗语“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总之象棋活动是一种智力竞赛运动，它能启发思维，锻炼神经系统，培养坚毅顽强的意志，陶冶情操，调剂精神，消除疲劳，舒缓心情，开智又健体。正因为小小棋子沉淀着如此丰富的精神文明元素，所以它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作用。

　　

　　二、象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爷爷生于1888年10月1日，历经丧权辱国的清朝末年、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帝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不同时期，而在各个时期都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活动印记，直至1987年12月21日告别人生，在中华大地上整整生活了一个世纪。纵观爷爷的一生是爱国爱棋的一生。爱国有特色，爱棋有创新，爱国与爱棋融于一体，开拓了中国象棋文化的新境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爱国棋王。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爷爷一生的座右铭。他爱国很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他弈棋不忘爱国，爱国寓于博弈，长期以棋为戈，把自己的爱国热情全部倾注在象棋活动之中，无论是创制残局，编著棋书，还是举行棋赛义演，都联系时事，心系家国，赋予棋事鲜明的爱国内容，展现自己坚忍不拔的民族气节，这不仅是一种创举，更是世代国人学习的榜样。沿着历史的足迹，可以看到他爱国是多么的旗帜鲜明，正气凛然，始于少年，终于老年，一以贯之。

　　1901年，当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时他年仅十三岁，闻此讯怒不可遏，排出了一个黑棋八字进逼九宫的“八国联军”残局，发泄自己的愤慨。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他欣喜若狂，创制了“鄂军起义”棋局，附提“匹夫倡议武昌城，扫尽鲸鲸草木惊”，用红兵先发难，象征武昌起义。后刊登在上海《时事新报》，成为他公开发表的第一个作品。1916年，他和吴县潘定思合作撰写《国耻纪念象棋新谱》一书，把鸦片战争后各个重大丧权辱国事件排成30个字形残局，呼唤国人莫忘国耻。后来袁世凯窃国称帝，“筹安会”六人助纣为虐，他义愤填膺，创排了一个“卡”字形残局，并附注“筹安筹得乱哄哄，六君子原是六凶”，鞭挞袁世凯及其帮凶，嘲笑袁氏称帝不成，进退维谷，“卡”在死地。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致函各国象棋会，揭露蒋介石当局罪行。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他通过上海亚美无线电台致电全球象棋界同仁，痛斥日寇暴行，呼吁主持公道，声张正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年过半百的他誓死要为抗日出力。“没有国，哪有家？”，他不顾奶奶和亲友们的劝阻，只身前往南京，奔波于众多老棋友之间，请缨救亡。当时国民政府正准备派出五位巡回大使，到海外侨胞中宣传抗日，劝募捐款。其中赴欧美的四位已定(胡适，萨镇冰，于冰，陈树人)，唯有南洋因情况复杂，充满危险，尚未找到合适人选。他得知此情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婉言拒绝棋友们“南洋各国情况复杂，条件差，危险性大，还是另谋报国之路吧”的劝说，慷慨陈词说：“国难当头，何计个人，大丈夫报国有门，虽粉身碎骨，死亦无憾”，终于说服了邵力子(国民党宣传部长)、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司令)，联名保举他出任南洋巡回大使。邵力子壮其言，嘉其志，挥毫书赠“胜者所用败者之棋，明乎此义，复兴中国何难哉”。张治中也题赠：“虽剩一兵一卒，亦必抗战到底，必得胜利而后已”。他的爱国壮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令人感动和折服，所以在他领衔出任前南京许多棋友纷纷挥毫赠别，如冯玉祥题字“象棋国手”以勉，李宗仁书赠：“有焦土抗战之决心，持久战的精神，最后的胜利必属我们”，他还亲自到南京车站送行，情不自禁，热泪盈眶。以后他在印尼万隆寓所曾以诗言志，奉赠李宗仁：“都门握别泪盈盈，凄绝河山百战情。我到南天忘做客，也将焦土谱残枰。”

　　1937年11月，他简装出发，遍访香港、澳门、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地。他假枰场之车马，作救国之呼吁，通过“义赛”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劝募捐款。为了吸引更多侨胞观摩棋赛，扩大救亡劝募的效果，他除了采用平时常用的棋赛形式如二人对抗赛，盲目表演赛，单骑车轮赛之外，还独具匠心，别开生面地在马六甲、吉隆坡、槟榔屿等地举办前所未见的棋赛表演，即划地作棋盘，将人当棋子，选出三十二位青年男女化装成棋子，各就其位在广场上进行比赛。听他的口令在棋盘上有序移动、拼杀，观众则在周围呐喊助威，内外互动，精彩非凡，还不时有侨胞呼喊：“国难当头”“万众一心”“爱我中华”等口号，群情沸腾，劝募捐款的效果更佳。他回忆说散场时，爱国侨胞纷纷解囊捐献，许多女侨胞争先恐后地向捐款箱投入自己身上佩戴的金银珠宝首饰，侨胞们那种“抗日救国，匹夫有责”的热烈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五位巡回大使中，爷爷的巡回地域最广(七国)，工作条件最艰苦，华侨中的穷人最多(多为华工)，汪伪特务的活动最猖狂(有一次汪伪特务竟用手枪威逼他停止抗日宣传，不准他在槟城停留)，留驻的时间最长(一年多)，可是成绩最卓著(共募得捐款五千余万元，金银珠宝首饰无数，并动员华侨技工、技师三千三百余人回国服务)。他严于律己，公而忘私，与其他巡回大使不同，不携带大批随员、秘书和翻译，除领取安家费三千元外，不支国库分文，还把自己的奖金捐给国库。拳拳丹心，日月同昭，充分显示出一个爱国象棋家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把自己奉献给抗日救亡大业的赤子之情和赴汤蹈火，坚贞不屈的高风亮节。

　　1939年春，他回到陪都重庆，不顾长期劳累导致的体虚乏力，继续在大后方许多城市辗转奔波，多次举行象棋大会，致力于抗日募捐工作，慰劳伤兵，并在《大公报》开辟专栏，宣传团结抗日，刊登“兴中扫日”“扫除丑虏”“抗战到底”“最后胜利”“锄奸诛伪”“焦土抗战”“严惩祸首”等残局，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反共投降，切中时弊，策励国人。

　　1939年仲夏，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专程来重庆东方协会访晤他，亲切握着他的手说：“你是誉满弈林的爱国棋王”。他们会面后，周总理给他分析了当时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谆谆教诲，深情勉励，使他心悦诚服，刻骨铭心。会晤结束，周总理提议对弈，二人连下两盘棋，均和。他们共同磋商，把第二盘残局定名为“共抒国难”。抒是解救的意思，“共抒国难”就是国共合作共同解救国难。“和棋”则意指排除争斗，和平共处，团结抗日。周总理出于对他安全的关心建议暂不发表，可他深知此残局的意义重大，执意要在《大公报》副刊100期上刊登。报方因受国民党指使，极力阻挠发表。经过几个回合的据理力争，报方理屈词穷，才不得不发表，但在发表时又做了手脚，把和局改为谢侠逊胜。他十分气愤，后又经过多次斗争，基于舆论压力，迫使《大公报》在101期上更正，恢复和棋原貌。这场斗争很能说明此残局的政治意义，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大公报100期以及101期残局剪报现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征集收藏)。

　　抗战胜利后爷爷又为争取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独裁而呼吁，这时体现在棋中的爱国情感，已由忧愤国事的感慨上升到反对当局腐败和建立新中国的憧憬上，涌动着再次为国家民族奉献的赤诚。他继续用象棋残局明志，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止戈为武”“救民水火”“制止内战”“暴政必败”等残局，强烈反对内战与独裁。为此曾惨遭国民党特务殴打致重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爷爷终于迎来了中国象棋的春天，他积极投身到建国后的各项工作中去。他历任平阳县劝募公债委员会主任，全国象棋协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运会棋类竞赛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象棋锦标赛总裁判长，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等职。耄耋之年任然积极投身于群众性象棋活动，培养新手，潜心研究祖国象棋艺术，伏案著述，笔耕不辍。1981年9月以90岁高龄参加温州市举行的全国象棋赛，并担任顾问。1985年以96岁高龄著述出版《象棋指要》一书，把自己90年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成果留给后代，继续为弘扬象棋文化而不懈努力。

　　爷爷酷爱象棋，为传承和发展象棋文化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开创了中国象棋的新时代。他对象棋文化事业的贡献甚多，概括起来就是传承与创新，将古老的中国象棋文化引向现代化。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他是我国现代象棋运动的开拓者。

　　中国象棋历史悠久，名家辈出，几千年来为我国广大劳动人民所喜爱，社会基础深厚。但长期以来，在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却被视为“贩夫走卒下品，不入大雅之堂”。从前“公卿士大夫”和“骚人墨客”爱好的所谓琴棋书画中的“棋”并不是象棋，而是围棋。封建帝王甚至特别为围棋设置了一种专门的官职，叫作“棋侍诏”，而象棋是没有地位的。爱国棋王的贡献在于：把“贩夫走卒下品”的象棋从庭院、案几、田头，推向社会，走向世界，成为一种社会性的益智健体活动。他不但以优柔缜密的棋艺风格树帜棋坛，蜚声中外，而且穷毕生之力，精研棋艺，宣传推广，使象棋成为全国性的运动。由于他在上海市首届象棋赛中力克群勇，夺得桂冠，一时扬名全国棋坛，慕名学习者纷至沓来。他因势利导，促进上海(当时全国象棋活动的中心)许多机关工厂企事业单位职工中的象棋爱好者，组织起来成立棋会和棋队。自己义务担任指导，使各界人士参与象棋活动的热情高涨，并不断组织各种类型的象棋赛，从个人赛发展到队与队之间的团体赛。随后发展到县与县，省与省以及大区与大区，如华东对华北，或华南之间的比赛，由此及彼相互影响，进一步推动了全国象棋运动的蓬勃发展，1925—1926年间他与马海洲等人发起筹备全国象棋赛，制定章程商议办法，历时二载，于1928年3月在上海四川北路青年会举行了首次全国象棋大赛。1928年他因棋艺高超，提倡和推广象棋运动成绩卓著，被全国象棋界推举为“棋坛总司令”，誉为“中国棋王”。

　　第二，著书立说，传承和弘扬中国象棋文化。

　　书本知识是人类文化成果的结晶，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最重要的载体。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象棋古谱《橘中秘》和《梅花谱》，他研读之后得益匪浅，不仅提高了棋艺，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象棋古谱的价值和作用，于是立志要对我国象棋古谱加以搜罗、整理和出版，推陈出新，发扬光大。然而整理出版古今象棋谱集其大成，是做前人未做过的工作，困难艰苦可想而知，但为了推广象棋，提高棋艺，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棋艺遗产，他知难而上，勇于担当，着手编著。

　　1922——1927年期间，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花了整整六年时间将多年来奔走四方、千方百计搜罗到的古今棋谱进行考证破译、增补取舍，详加校坪，分门别类整理成12册200多万字的《象棋谱大全》一书。该书由梁启超题字，在中华书局陈伯鸿先生的赞助下于1929年全部出版。该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象棋书，被公认为象棋经典著作，誉为“我国象棋史上一大里程碑”。它是集我国古今棋谱之大成，既辑录了当时已发现的明清古谱，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历史上的棋艺精华，又包括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象棋高手创作的残局和当时驰骋我国棋坛的名家对局，说它是大全确实名副其实。据他自述，他的《象棋谱大全》“博采古今，包罗新旧，俾研究者得窥全貌”。该书出版之后，各方争相购买，一时洛阳纸贵。从1929年到1941年，中华书局就再版了9次。解放后应读者要求，他对原书结构顺序作了调整，分辑5册，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共发行了一万册，可见他在我国棋坛影响之深远。

　　编著《象棋谱大全》的艰难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在《九十年舞象漫谈》一文中予以披露，他说古谱流传不多，散落各地，大都是手抄本，错误、重复很多，更难的是古时记载棋子的走步方法，不同于现在我们所用的术语，是用两个文字表达的方法，就是将棋盘上每条直线与横线的交叉点，都填上一个字，每两个字构成一步棋。他用《梅花谱》手抄本为例：一方是：论形势，两相当，分彼此，各参商，顷刻间，化(画)出百计千方，得志纵横任冲击，未雨绸缪且于防，看世情，争先好胜似棋忙。另一方是：整军队，排雁阵，运帷幄，算周详，一霎时，便见楚弱秦强，九宫参谋待左右，武功貔貅戍边羌，叹英雄，勤勋立业类坪场。把它填在棋盘上便成下图:

　　

　　这样每走一步棋，就得按照文字把第一个字所代表的交叉点上的棋子移动到第二个文字所代表的交叉点上去。举例：棋盘上的“雄宫”“当顷”“叹戍”“予防”那就是炮二平五，马八平七，马二进三，卒三进一……在弄懂了译制方法之后，仍然遇到很多困难。由于手抄本错误不少，漏了、或错了一个字，棋就摆不下去，要经过多次研究、摸索，确立应走之着，与下面着法确实连贯得起，才算完事。所以这项译制工作单凭热情和棋艺还是不够的，既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和毅力。

　　记得幼时听奶奶讲过一个“棋呆子”的故事：“有一天，吃过早饭就不见了你爷爷，刚巧有一位顾客来书店买书。此书是你爷爷收藏的，不知放哪儿去了，你爸找不到，可是顾客不肯走，一定要买到此书。你爸没办法，到处找你爷爷，仍然不知他的去向，顾客垂头丧气地走了，说下午再来。可是爷爷中饭晚饭都没有回来吃，究竟上哪儿了呢?我们都担心起来。天黑灯亮了，发现阁楼上亮着灯，你爸赶快跑上去，只见你爷爷正在聚精会神翻译棋谱“。这个真实故事说明了他编著《象棋谱大全》时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到了何等程度。

　　我们的爷爷是我国棋坛著述最多，也是最高龄的作者，一生著述甚丰，除了在报刊发表过数千个棋局和不少诗词楹联外，还编著棋书20余部29册上千万字，它对传承和发展象棋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三，把中国象棋推向国外，又把国际象棋引进国内，促进中西象棋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棋王不但精擅中国象棋，而且由于善于学习，触类旁通，对国际象棋也有较高造诣，是把中国象棋推向世界的先行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已将象棋古谱《七星聚会》和《象棋诀着》谱中精选300多个残局，通过丹麦友人查理士.葛麟瑞(CarlesKliene)译成英文，销往国外，使中国象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接着，他又著述立说，把国际象棋介绍给国人，在《象棋谱大全》一书中用了100多页篇幅介绍国际象棋的全局式样，各种棋子的走法、残局、选粹等基本知识，发挥了启蒙教育的作用。

　　他最早接触国际象棋是在万国象棋会。20世纪初，上海有个外国人的棋会，会员有四、五十人之多，没有中国人。他专门到该会拜访，第一次看到了国际象棋。他回忆说：“我虽然初次见到国际象棋，但因它的着法与中国象棋无多差别，所以就很快学会了。教我下棋的是英国人杰克逊(J.A.Jackson)，他是万国象棋会的董事。当场叫我和他对弈一盘，结果被我打败了。他又引来一位外国棋手跟我下，也同样输给了我。他热情地跟我握手，并翘起大拇指对翻译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我们下棋已有二十多年了，可他今天刚刚学会就赢了我们’。就这样，我弄懂了国际象棋的着法，他们吸收我入会，成了该棋会的第一个中国会员”。

　　入会后，他不仅向外国棋手推广中国象棋，而且不遗余力地在我国宣传和推广国际象棋。当时上海华人中的国际象棋活动就是在他入会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而国际棋友在他的影响下，也在各自国家推广中国象棋。这样，万国棋会就成了国际象棋中国象棋互相学习、交流的主要场所。由此可见，是他开启了中西象棋文化交流的大门，也正是他在1935年中、英、美、德、奥五国国际象棋赛中以胜18局和1局负1局的绝对优势赢得胜利，成为我国第一个国际象棋赛冠军，捧来银龙杯，为祖国争得荣誉。

　　第四，对中国象棋进行大胆创新，通过不断创新来推动象棋运动的发展。

　　他在90多年的象棋活动中，以创新的精神，既继承前人的成果，又不断推陈出新，特别是对中国象棋的战略战术思想、基本规律和典型棋局的剖析和评述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补充，并不断总结个人在多年象棋实践活动中得到的经验，将它上升为理论，编著了《象棋初步》《象棋心得》《象棋指要》三本书，按由浅入深的原则，系统加以论述和发挥，扩充了象棋文化的内涵，启迪同行和培育学生，对传承和发展象棋文化发挥了重大作用。更可贵的是他在宣传、推广象棋运动中屡屡创新，别开生面，创造了许多为人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活泼地进行宣传，主要有：

　　一，在报纸上开辟象棋专栏，借用媒体来传播象棋文化，这在象棋史上是个创举。他为了宣传和推广象棋，经常在报上刊登残局、对局及其走法和评述，发布棋界新闻，趣事等。吸引棋迷，扩大队伍，对发展象棋运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1916年，他兼任上海《时事新报》象棋专栏编辑后，报纸发行量大增，使该报上升为上海第三大报。

　　二，创制大棋盘和大棋子。以往下棋呈个体化，两人对弈围观者不多。自从1918年在上海举办象棋大赛之后，象棋队伍空前壮大，比赛双方以棋队形式出现，比赛规模扩大了。昔日的小棋盘小棋子已不能适应社会化赛棋需要了。每逢赛棋都暴露出棋手和观众的矛盾。由于棋盘小，棋子小，观众如堵，把赛桌围得水泄不通，有时观众还会情不自禁地喧哗议论，后面的观众因看不到对弈的精彩过程，又拼命往前挤，造成赛场秩序的混乱；而参赛棋手不欢迎观众的围观、拥挤、喧哗、议论，需要清净的比赛环境。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进过长期的潜心研究，冥思苦想，终于在1925年创制出大棋盘和大棋子，一直沿用到现在。这样，台上棋手对弈，台下观众凝神注视，对两位对擂高手的精彩表演可以一览无余，大饱眼福。现在国际象棋比赛的大棋盘大棋子正是当年万国象棋会会长英国人杰克逊前来观摩后仿制的。自从有了大棋盘大棋子后，棋赛就更频繁，参赛、观赛的人更多，比赛的质量和效果也非昔日可比，这个创造有力推动了象棋运动的开展。

　　三，国际象棋子的中国化又是他的一个创新。为了在国内推广国际象棋，他除了著述介绍基本常识外，还改造了国际象棋子。由于国际象棋棋子是立体的造型，制造工艺复杂，造价也高，成为推广的障碍。他用中国象棋式的平面造型来代替，经改造后的国际象棋棋子接近中国象棋风格，易于国人接受，习练起来不别扭，深受欢迎。这一改革创新，对国际象棋在中国的普及和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四，创造了单骑车轮战象棋表演的新形式。他在《象棋指要》一书中写道：我去各单位指导象棋时要求和我下棋的人很多，于是我想出了单骑车轮战的办法。在我面前摆了若干盘棋，围成一个圆圈，与我对弈的人各据一枰坐在圈外，我在圈内循序前进，依次迎战，这样一次可以对弈二十多局。在车轮战中要求我作到：第一：走子要迅速，不能让他们久等。第二：弈士虽寒，其行高雅。无论与谁对弈，我均全力以赴，不能马虎。因此实行车轮战对我提出更高的要求，它促使我从快、好这两方面发展，进一步提高棋艺水平。从这段自述中可以看到誉满弈林的棋王是如何尽心尽力，深入群众象棋活动中去做宣传，推广工作的。同时也说明了创新创造的源泉在于满足群众实际的需要，而这种创新的实践活动又反过来提高了实践者的能力和水平。车轮战形式的创造正好证明了这条真理。

　　五，宣传、推广象棋形式的多样性。他为了取得宣传推广的好效果，十分重视宣传推广形式的多样性、灵活性和生动性。他采用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用丰富生动的手段激发群众学棋兴趣，培养他们的爱好，从而达到宣传和推广活动的目的，这方面的成功事例不胜枚举，比如用棋赛激发抗日救亡热情；用残局鞭挞卖国行径；用车轮战焕发弈者兴趣；用报刊传播象棋文化等等。

　　创新是事业发展的灵魂，在他90多年的象棋活动中，正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精神推动着他迈向象棋事业的高峰，成为一位闻名遐迩的爱国棋王。

　　有人说，谢侠逊是天才，所以才有杰出的成就。爷爷回答说：“我不是天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一个人的成功，天赋固然重要，但根本原因是学习、思考、实践、创新。在爷爷身上我们看到：在学习上，他刻苦学习，坚韧不拔；他善于学习，触类旁通；他虚心学习，不耻下问。在思考上，他以问题为导向，开动脑筋，深入钻研，不断反思，探求因果。在实践上，他面向实际，深入群众，大胆闯，大胆干，不辞辛劳。在创新上，他常异想天开，不因循守旧，敢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在爷爷身上我们还看到，他个人的成功，正是得益于自身各方面的优良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他文史、诗词功底深厚，所以在以棋为戈的同时又能以文笔为戈，用诗词、联对言志，表达赤子爱国之情。诗棋融于一体，既是爱国棋王，又是爱国诗人，共同发力。他尤其重视修德，淡泊明志，不慕名利，出淤泥而不染。奶奶常对我们说，你爷爷是个怪人，不要名不要利，不肯当国民党的官，连应该拿的好处费也不要，害得我们连饭也吃不饱。自己穷还好客，喜欢交穷朋友。有一次他看到林弈仙冷得发抖，竟把自己唯一的一件毛衣脱下给他穿，宁可冻自己。我爷爷就是这样乐于助人，诚信友善，以棋会友，以诗会友，善于结交各阶层朋友，他两袖清风，刚正不阿，一身正气，以自己的德艺双馨树帜棋坛，深受人们的尊敬。

　　由此可见，在百岁棋王一生活动中，贯穿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八个字，在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上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对爷爷一生的追忆和思考里，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中，深深领会到一个真理：人生的价值不在索取，而在于对国家和社会的奉献。

　　

　　

谢作陶，上海同济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谢作黎，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