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苏德洋上海交通大学精密仪器系教授(简称苏)

　　专栏主持：金辉本报记者(简称金)

　　在平阳腾蛟，静静的卧牛山下，一个叫带溪的地方，一百多年前出了个苏步青。

　　此后，在温州，乃至世界各地都知道苏步青，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确，他曾任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等职。他创建了中国微分几何学派，晚年创建开拓了计算几何新的研究方向。他是中国现代数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被世界权威学者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享誉海内外，公认的数学大师。

　　苏步青更是温州历史文化名人中的佼佼者，温州人常以温州出了个苏步青而引为自豪，苏步青是温州人时常打出的文化金名片……

　　苏德洋1934年1月出生于杭州。抗战爆发时，浙江大学西迁，父亲将他送回平阳水头，读了一年小学，后又随父母转学贵州遵义、湄潭等地继续读小学和初一。抗战胜利后回到杭州，继续在浙江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中和高中。1951年考取交通大学机械系。1955年毕业后在兵器工业部所属设计院、工厂工作。1964年调到上海交通大学精密仪器系历任教授，直至1994年退休。

　　他曾经从事多学科的工作，其中有兵器工业工厂设计、兵器制造工艺和精密仪器专业的教学和科学研究，1993年开始从事废水处理ICEAS工艺有关专用设备的设计与监造。

　　他的研究成果有：“7103小型电罗经”获1980年度国防工业重要科技成果三等奖；“JYJD-1型电罗经”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型式认可书NO.83001及1985年度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重要科技成果三等奖；“单自由度肌电控制前臂假手”获上海市1985年科技进步三等奖。发表的论文有《陀螺仪浮子静平衡分析——液浮摆动法的数学模型及其解》、《受有纵向拉力的弹性摩擦支承的设计计算》、《渐开线圆柱齿轮减速器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等。

　　出版著作主编：《现代设计方法》,合编：《船舶导航仪器设计手册》(1991年)，《英汉机电工程词典》(1990年)，《汉英技术大词典》(1993年)，《精选英汉汉英科技词典》(1999年)等。

　　俗话说，将门出虎子。苏步青先生的三子苏德洋，也是位优秀的学人。在上海，我们找到了苏德洋老师。苏德洋的外形与其父苏步青相似，个子不高，大而圆的头型，连额头的皱纹也很像，一条条，如水波荡漾。我对他说，你们父子太像了，如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他说，这就像看雕塑作品，外人总是寻找相似的联想空间，而亲人总是寻找不一样的某一点。此话精辟，令人信服。

　　苏德洋说话是那么的谦逊、坦诚，与大学校园里的普通老师一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要说不一样，只是多了一分长者的风范，颇能循循善诱。

　　苏老师的乡情也很浓，当他得知我们专栏要采访他时，他在电邮里就说，作为苏步青的后代，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将父亲对我的教导通过交流，告诉乡亲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他的热情感动了我。

　　记忆中老家模样

　　金：听说您出生在杭州，却在老家读过小学，如今您也年逾古稀，在记忆中还有当年老家的印象吗？

　　苏：儿时的记忆渐行渐远似有似无。1939年，日本侵略者蹂躏中华大地，任教于浙江大学的父亲随学校西迁，他把母亲和我们几个子女从杭州送回平阳，安排在水头镇小南的浦底，那儿离老家腾蛟不算远。记得我是在水头镇小学读了一年书。读书时，时有日本飞机袭来，警报一响，我们随大人疏散到田野中去。

　　在浦底，记得有一天，我们家的烟囱着火了，喷发着火焰，浓烟滚滚，祖母发现后大声叫喊。只见不少大人纷纷上房顶救火，特别是他们用水淋淋的新鲜海蜇往烟囱里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家人多，在平阳老家，每天吃饭时铁镬里一半是大米另一半便是番薯干，菜也很简单。记得那时平阳乡村还很落后，厕所里没有手纸，用的是竹篾黄，很不适应。一年后，父亲又把我们接到了贵州，以后再也没有回去。一直至2001年，父亲百岁诞辰活动时，我们再次回到老家，家乡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认不出来了。尽管如此，我对家乡仍是很有感情的。

　　金：故乡的记忆总是美好的。另外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在您离开老家跟着父母西迁时，那时正值抗日战争，而您母亲又是日本人，来自敌对国，这对于她来说会有很大的压力吧？

　　苏：那当然。母亲苏松本，原名松本米子，出生于日本仙台市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平时爱好音乐，善于弹筝、花道、书法。1926年与父亲结识，1931年随父亲带着出生于日本的大姐苏德晶、大哥苏德雄来到杭州，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生活，养育了我们二女六子。

　　抗战爆发后，中日处于战争状态，作为日本人的母亲左右为难，当然有压力，但她跟随父亲，历尽艰辛。父母非常感谢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他曾给政府打报告，为母亲办理特别通行证(省政府主席签署的手令)，以免沿途军警盘问检查。还给予我们家庭经济补助。新中国成立前，在台湾的大伯要我们四人(大姐﹑大哥﹑二哥和我)去台，母亲坚决不同意，说什么也不愿离开祖国大陆。母亲热爱中国，1953年加入中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入籍的外国人。

　　自1936年以后，母亲一直未能回国探亲，直至43年之后的1979年，才有机会回去探望我的两个舅舅。但她仅住了三个月就回来了，因为她牵挂着父亲的事业和子女们。所以父亲说过，他的成就中有一半功劳属于母亲。母亲为父亲和我们全家作出了无私的奉献，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女性。1952年院系调整，父亲调复旦任教后，她也随同定居上海，直至1986年去世，享年81岁。

　　工资如数交母亲

　　金：那在家里，是您父亲当家还是母亲？他们是怎么分工的？对你们子女的教育是严格还是宽松？我想，像乃翁这样的大名家，对你们的要求一定很严格吧？

　　苏：是母亲当家。父亲每月如数把工资交给母亲，母亲在家庭中是核心。我们小的时候，母亲从来不打骂我们，而父亲生气起来有时会打的。

　　在贵州湄潭时，我家住在南门外朝贺寺的破庙里。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好，父亲上课之余，还要在大殿前的空地种菜，给家里增加补给。晚上父亲还要备课、写论文，当时照明用的是桐油灯，父母规定看书时可用两根灯芯，不看书只能用一根。抗战胜利回到杭州后，母亲总是先让我们吃饱，而自己常吃剩饭，有时甚至没吃，母亲为我们不知操了多少心。

　　父亲对我们的读书是关心的，我读初中时他就给我看英文版的数学书。在学校里我与大弟德昌读书比较好，我从小学到初中和初中到高中都是保送的，读书比较自觉，该读的书和该做的作业完成后才去玩，也喜欢看些课外参考书。这些都与父亲的指点和影响有关。

　　“文理相通”拓思路

　　金：您报考大学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全国上下一派热火朝天。当时您选择专业时，父亲有直接参与选择吗？

　　苏：我选择专业，父亲没有说什么，他很尊重我的选择。上世纪50年代，大哥德雄报考大连海运学院是他自己选定的。我想报考读航空﹑航海，梦想驾着飞机或者轮船在天空中翱翔或在大海上航行。可是杭州没有这个专业的学校，后来我想到了上海的交通大学，填报了机械系。那时，报纸上刊登照片：苏联集体农庄的田野上一望无际的麦浪，高大的康拜因收割着麦子，人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给了我们很大的诱惑，觉得学好机械专业能为祖国造拖拉机。在交大，我读的专业是动力机械系的汽车，当然很满意。

　　当时，父亲是华东地区招生委员会的，我也考得不错，父亲告诉我已经考取了，他也很高兴。这是比别人早一个多星期得知考取第一学校第一志愿的信息。

　　金：乃翁是名扬四海的著名数学家，又是复旦大学的校长，平日里他在家中是否也给你们讲过自己的人生体会？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吗？

　　苏：父亲是数学家，可是他又是一位诗人。工作之余，爱好写诗和书法，常将得意的诗句写成条幅赠送给同仁朋友。改革开放以后，他经常出国访问，国际交往大大增加，向父亲索求书法作品的人也越来越多，即便生病住院了，仍有人上门求写，直至97岁发病后才停了下来。

　　记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我作为在高校任教的教师，育人要首先教好书，业务急切需要提高，知识急待更新，要把“文革”中耽误的损失补回来。那年春节，我们全家回父亲那儿过年，我也随身带回前苏联原版(1978)由季申科主编的《仪器仪表零部件设计》一书的第六﹑八﹑九章进行翻译。父亲得知后十分高兴，给我写了他的一首诗：“老泉发奋读书迟，犹见一家三大师。我作畴人千载后，高山仰止梦峨嵋。”勉励我用功做学问，至今我还珍藏着。

　　金：我在温州见过乃翁书写的墨宝。他的书法写得朴实，很规矩，颇见功力，充分体现了他的文学素养。他喜欢写诗，他的诗如同其字也很率真直白。他是位很注重“文理相通”的科学家。您有听说过他的观点吗？

　　苏：记得1981年父亲受交大校长范绪箕先生的邀请来学校作报告，给了我们师生很大的启发。父亲不仅是一个数学家，而且是一个“文理相通”的专家。他在报告中主张学生博览群书，既懂理又通文。父亲说：“一个人读书的兴趣要广泛一点，各类图书穿插着读，不要只读专业书。”又说：“读书是为了有目的的研究和写作，相互促进，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学识日臻丰富。”还说：“深厚的文学、历史基础是辅助我登上数学殿堂的翅膀，文学、历史知识帮助我开拓思路，加深对数学的理解。以后几十年，我能吟诗填词，出口成章，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初中时文理兼治的学习方法。”

　　不仅如此，父亲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发表“就职宣言”时曾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他还提出“语文是成材的第一要素”的观点。我觉得这些观点和办学思想对于以理工闻名的大学具有现实意义。

　　去世8年骨灰未下葬

　　金：他强调“文理相通”的观点是很有影响的办学思想。现在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也体现了他的观点。

　　刚才您谈到的报告，是一场校长邀请的报告，他是作为著名教授出场的，您还记得他有否以学生家长的名义参加你们学校的家长会？

　　苏：有的。那是1955年我们毕业的前夕，在全校毕业生大会上，父亲作为毕业生家长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说：作为家长，坚决支持子女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最后还讲了一些鞭策我们的话：即不仅要服从国家分配，而且要努力工作，希望能在北京的群英会上相见。

　　因此，我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从事兵器工业的设计院，当然是服从组织分配去北方的。后来，我的身体染恙，工作了9年之后，才调回上海交大。

　　金：自1994年您退休后至今也已多年，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对乡亲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苏：今年9月23日是父亲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听说复旦大学准备举行纪念活动，并将在复旦校园安放父亲的雕塑。这是很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组织的精心安排。

　　清明将至，作为父亲的儿子，我也有我的想法。父亲于2003年3月17日在华东医院病逝后，至今已8周年，可是他的骨灰至今还没有下葬。父亲生前有过嘱咐，并给老家友人写信提起，愿意将部分骨灰安葬在故乡。而老家也有这样的要求，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俗话说，入土为安，这也是父亲的意愿。希望社会给予支持，了却我们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