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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都市报:苏德洋:苏步青之三子

2011年03月24日 15:03:23 来源:温州新闻网

  采访对象:苏德洋上海交通大学精密仪器系教授(简称苏)

  专栏主持:金辉本报记者(简称金)

  在平阳腾蛟,静静的卧牛山下,一个叫带溪的地方,一百多年前出了个苏步青。

  此后,在温州,乃至世界各地都知道苏步青,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确,他曾任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等职。他创建了中国微分几何学派,晚年创建开拓了计算几何新的研究方向。他是中国现代数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被世界权威学者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享誉海内外,公认的数学大师。

  苏步青更是温州历史文化名人中的佼佼者,温州人常以温州出了个苏步青而引为自豪,苏步青是温州人时常打出的文化金名片……

  苏德洋1934年1月出生于杭州。抗战爆发时,浙江大学西迁,父亲将他送回平阳水头,读了一年小学,后又随父母转学贵州遵义、湄潭等地继续读小学和初一。抗战胜利后回到杭州,继续在浙江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中和高中。1951年考取交通大学机械系。1955年毕业后在兵器工业部所属设计院、工厂工作。1964年调到上海交通大学精密仪器系历任教授,直至1994年退休。

  他曾经从事多学科的工作,其中有兵器工业工厂设计、兵器制造工艺和精密仪器专业的教学和科学研究,1993年开始从事废水处理ICEAS工艺有关专用设备的设计与监造。

  他的研究成果有:“7103小型电罗经”获1980年度国防工业重要科技成果三等奖;“JYJD-1型电罗经”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型式认可书NO.83001及1985年度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重要科技成果三等奖;“单自由度肌电控制前臂假手”获上海市1985年科技进步三等奖。发表的论文有《陀螺仪浮子静平衡分析——液浮摆动法的数学模型及其解》、《受有纵向拉力的弹性摩擦支承的设计计算》、《渐开线圆柱齿轮减速器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等。

  出版著作主编:《现代设计方法》,合编:《船舶导航仪器设计手册》(1991年),《英汉机电工程词典》(1990年),《汉英技术大词典》(1993年),《精选英汉汉英科技词典》(1999年)等。

  俗话说,将门出虎子。苏步青先生的三子苏德洋,也是位优秀的学人。在上海,我们找到了苏德洋老师。苏德洋的外形与其父苏步青相似,个子不高,大而圆的头型,连额头的皱纹也很像,一条条,如水波荡漾。我对他说,你们父子太像了,如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他说,这就像看雕塑作品,外人总是寻找相似的联想空间,而亲人总是寻找不一样的某一点。此话精辟,令人信服。

  苏德洋说话是那么的谦逊、坦诚,与大学校园里的普通老师一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要说不一样,只是多了一分长者的风范,颇能循循善诱。

  苏老师的乡情也很浓,当他得知我们专栏要采访他时,他在电邮里就说,作为苏步青的后代,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将父亲对我的教导通过交流,告诉乡亲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他的热情感动了我。

  记忆中老家模样

  金:听说您出生在杭州,却在老家读过小学,如今您也年逾古稀,在记忆中还有当年老家的印象吗?

  苏:儿时的记忆渐行渐远似有似无。1939年,日本侵略者蹂躏中华大地,任教于浙江大学的父亲随学校西迁,他把母亲和我们几个子女从杭州送回平阳,安排在水头镇小南的浦底,那儿离老家腾蛟不算远。记得我是在水头镇小学读了一年书。读书时,时有日本飞机袭来,警报一响,我们随大人疏散到田野中去。

  在浦底,记得有一天,我们家的烟囱着火了,喷发着火焰,浓烟滚滚,祖母发现后大声叫喊。只见不少大人纷纷上房顶救火,特别是他们用水淋淋的新鲜海蜇往烟囱里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家人多,在平阳老家,每天吃饭时铁镬里一半是大米另一半便是番薯干,菜也很简单。记得那时平阳乡村还很落后,厕所里没有手纸,用的是竹篾黄,很不适应。一年后,父亲又把我们接到了贵州,以后再也没有回去。一直至2001年,父亲百岁诞辰活动时,我们再次回到老家,家乡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认不出来了。尽管如此,我对家乡仍是很有感情的。

  金:故乡的记忆总是美好的。另外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在您离开老家跟着父母西迁时,那时正值抗日战争,而您母亲又是日本人,来自敌对国,这对于她来说会有很大的压力吧?

  苏:那当然。母亲苏松本,原名松本米子,出生于日本仙台市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平时爱好音乐,善于弹筝、花道、书法。1926年与父亲结识,1931年随父亲带着出生于日本的大姐苏德晶、大哥苏德雄来到杭州,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生活,养育了我们二女六子。

  抗战爆发后,中日处于战争状态,作为日本人的母亲左右为难,当然有压力,但她跟随父亲,历尽艰辛。父母非常感谢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他曾给政府打报告,为母亲办理特别通行证(省政府主席签署的手令),以免沿途军警盘问检查。还给予我们家庭经济补助。新中国成立前,在台湾的大伯要我们四人(大姐﹑大哥﹑二哥和我)去台,母亲坚决不同意,说什么也不愿离开祖国大陆。母亲热爱中国,1953年加入中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入籍的外国人。

  自1936年以后,母亲一直未能回国探亲,直至43年之后的1979年,才有机会回去探望我的两个舅舅。但她仅住了三个月就回来了,因为她牵挂着父亲的事业和子女们。所以父亲说过,他的成就中有一半功劳属于母亲。母亲为父亲和我们全家作出了无私的奉献,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女性。1952年院系调整,父亲调复旦任教后,她也随同定居上海,直至1986年去世,享年81岁。

  工资如数交母亲

  金:那在家里,是您父亲当家还是母亲?他们是怎么分工的?对你们子女的教育是严格还是宽松?我想,像乃翁这样的大名家,对你们的要求一定很严格吧?

  苏:是母亲当家。父亲每月如数把工资交给母亲,母亲在家庭中是核心。我们小的时候,母亲从来不打骂我们,而父亲生气起来有时会打的。

  在贵州湄潭时,我家住在南门外朝贺寺的破庙里。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好,父亲上课之余,还要在大殿前的空地种菜,给家里增加补给。晚上父亲还要备课、写论文,当时照明用的是桐油灯,父母规定看书时可用两根灯芯,不看书只能用一根。抗战胜利回到杭州后,母亲总是先让我们吃饱,而自己常吃剩饭,有时甚至没吃,母亲为我们不知操了多少心。

  父亲对我们的读书是关心的,我读初中时他就给我看英文版的数学书。在学校里我与大弟德昌读书比较好,我从小学到初中和初中到高中都是保送的,读书比较自觉,该读的书和该做的作业完成后才去玩,也喜欢看些课外参考书。这些都与父亲的指点和影响有关。

  “文理相通”拓思路

  金:您报考大学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全国上下一派热火朝天。当时您选择专业时,父亲有直接参与选择吗?

  苏:我选择专业,父亲没有说什么,他很尊重我的选择。上世纪50年代,大哥德雄报考大连海运学院是他自己选定的。我想报考读航空﹑航海,梦想驾着飞机或者轮船在天空中翱翔或在大海上航行。可是杭州没有这个专业的学校,后来我想到了上海的交通大学,填报了机械系。那时,报纸上刊登照片:苏联集体农庄的田野上一望无际的麦浪,高大的康拜因收割着麦子,人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给了我们很大的诱惑,觉得学好机械专业能为祖国造拖拉机。在交大,我读的专业是动力机械系的汽车,当然很满意。

  当时,父亲是华东地区招生委员会的,我也考得不错,父亲告诉我已经考取了,他也很高兴。这是比别人早一个多星期得知考取第一学校第一志愿的信息。

  金:乃翁是名扬四海的著名数学家,又是复旦大学的校长,平日里他在家中是否也给你们讲过自己的人生体会?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吗?

  苏:父亲是数学家,可是他又是一位诗人。工作之余,爱好写诗和书法,常将得意的诗句写成条幅赠送给同仁朋友。改革开放以后,他经常出国访问,国际交往大大增加,向父亲索求书法作品的人也越来越多,即便生病住院了,仍有人上门求写,直至97岁发病后才停了下来。

  记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我作为在高校任教的教师,育人要首先教好书,业务急切需要提高,知识急待更新,要把“文革”中耽误的损失补回来。那年春节,我们全家回父亲那儿过年,我也随身带回前苏联原版(1978)由季申科主编的《仪器仪表零部件设计》一书的第六﹑八﹑九章进行翻译。父亲得知后十分高兴,给我写了他的一首诗:“老泉发奋读书迟,犹见一家三大师。我作畴人千载后,高山仰止梦峨嵋。”勉励我用功做学问,至今我还珍藏着。

  金:我在温州见过乃翁书写的墨宝。他的书法写得朴实,很规矩,颇见功力,充分体现了他的文学素养。他喜欢写诗,他的诗如同其字也很率真直白。他是位很注重“文理相通”的科学家。您有听说过他的观点吗?

  苏:记得1981年父亲受交大校长范绪箕先生的邀请来学校作报告,给了我们师生很大的启发。父亲不仅是一个数学家,而且是一个“文理相通”的专家。他在报告中主张学生博览群书,既懂理又通文。父亲说:“一个人读书的兴趣要广泛一点,各类图书穿插着读,不要只读专业书。”又说:“读书是为了有目的的研究和写作,相互促进,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学识日臻丰富。”还说:“深厚的文学、历史基础是辅助我登上数学殿堂的翅膀,文学、历史知识帮助我开拓思路,加深对数学的理解。以后几十年,我能吟诗填词,出口成章,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初中时文理兼治的学习方法。”

  不仅如此,父亲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发表“就职宣言”时曾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他还提出“语文是成材的第一要素”的观点。我觉得这些观点和办学思想对于以理工闻名的大学具有现实意义。

  去世8年骨灰未下葬

  金:他强调“文理相通”的观点是很有影响的办学思想。现在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也体现了他的观点。

  刚才您谈到的报告,是一场校长邀请的报告,他是作为著名教授出场的,您还记得他有否以学生家长的名义参加你们学校的家长会?

  苏:有的。那是1955年我们毕业的前夕,在全校毕业生大会上,父亲作为毕业生家长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说:作为家长,坚决支持子女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最后还讲了一些鞭策我们的话:即不仅要服从国家分配,而且要努力工作,希望能在北京的群英会上相见。

  因此,我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从事兵器工业的设计院,当然是服从组织分配去北方的。后来,我的身体染恙,工作了9年之后,才调回上海交大。

  金:自1994年您退休后至今也已多年,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对乡亲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苏:今年9月23日是父亲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听说复旦大学准备举行纪念活动,并将在复旦校园安放父亲的雕塑。这是很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组织的精心安排。

  清明将至,作为父亲的儿子,我也有我的想法。父亲于2003年3月17日在华东医院病逝后,至今已8周年,可是他的骨灰至今还没有下葬。父亲生前有过嘱咐,并给老家友人写信提起,愿意将部分骨灰安葬在故乡。而老家也有这样的要求,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俗话说,入土为安,这也是父亲的意愿。希望社会给予支持,了却我们的心愿。

网络编辑: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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